理想的“中间代史学”，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同时，它又尽可能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有趣，好读。我这本书只能说是“中间代史学”的一个尝试罢了，至于是否成功，请读者批评。

记者：你上面说过，草根史学常常会有不少硬伤，你自己的书能够避免吗？

黄波：绝对避免，不敢打保票，但我敢自信地说，硬伤肯定很少，因为我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以第一手史料作基础的。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小册子就不说了，大部头的，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共28册的《明史》、4册的《明史纪事本末》，大量的明代史料笔记，我都通读过。如果认真阅读，你也许会发现，我书中运用的某些资料可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原因很简单，那是从卷帙浩繁的《明史》中一些极不起眼的地方挖来的。现在关于明史的书好像很火，不少书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作者连《明史》都没读。这很不应该，《明史》是最基础的史料嘛。

记者：你倡导“中间代史学”，又声称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朱元璋，那么，现代公民眼光体现在哪些地方？你得出了哪些与前人迥异的结论？

黄波：我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我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针对吴晗等前辈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见。比如，以往史学界认为，起兵造反时的朱元璋是农民领袖，胜利后就成了地主阶级代表，发生了“蜕变”，而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观点都无法自圆其说。人们喜欢说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事实却是，由于要积蓄力量夺取政权，战乱中的朱元璋代表农民利益云云，即使有，也注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倒是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更有能力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也不乏一些具体的行动。同样，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也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我们只要稍想一下，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蓝玉案，被朱元璋杀掉的都高达两三万人，而如此庞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又属于缙绅阶层，与平民无干，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当“总代表”的吗？朱元璋的“抑豪强”历来为史家所称道，所谓“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这样的强力抑制，怎么会是自己的“总代表”之所为？所以，我认为朱元璋的人生中根本没有什么“蜕变”，他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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