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

　　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 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读《古文观止》即可以进入掌故的世界；看木偶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是夜晚走小路在野外看的，听到村头村尾大人唱着戏中的腔调，也就刺激了读古典小说的趣味。我大概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父亲有一本残破的《三国》，上海石印本，只剩开头的二十回，有插图。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番早年阅读，包括陆续读到的《西游》、《说唐》等作品，说不清是否种下了我日后研究古典小说的情结。后来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我小时候读书条件很差，但是任何差的条件，都有两重性，既限制了你的阅读视野，又可能激励着你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到的书不够多，也可能在精心阅读中强化联想和悟性。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从不同的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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