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5年进大学，“文革”几年基本不上课，“读书无用论”流行。我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蹿下跳的能力，面对大庭广众一讲话，脸都红得像关云长，自知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领袖人物。读书面对书中人物不会红脸，那就找书来读。心里也想，父母在农村头顶烈日、脸朝水田，那么辛苦种地供你读书，你竟然放放荡荡，不读或不读好，你有良心吗?

　　所以在“文革”十年，我没有荒废。只是一个找到书就看的老老实实的读书人。那时图书馆关闭了，人大图书馆马列的书很多，处理重复的版本，我花五毛钱买一套《资本论》，厚厚的三卷，花了一年时间从头到尾读一遍，还写了一大本笔记。一个伟大的精神体系什么样，经典什么样，读了之后内心受到强烈的震荡，仿佛开启了一个博大的境界。那时找书不容易，北京的同学回家带来一些书，带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文艺复兴的艺术，包括普希金、高尔基和《红楼梦》、《儒林外史》，也是那时读的。他们说我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到工厂后我还通读过《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以及一批中外长篇小说，有些书、有些篇章反复阅读得津津有味。人有些东西是暂时的，开会坐坐主席台啊，风光一下啊，有人有此兴趣也未尝不可，但我总觉得读书积累下来的素质是一辈子发生作用的。

　　我指导博士生，总是告诫他们，不要教科书上讲了什么，你添加几条材料，就洋洋洒洒地做文章。你要在教科书上不可生疑处进行质疑，发现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才能做好文章。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在读书的刻苦上，农村孩子容易做到，他会觉得读一本书比挑一天粪轻松。我写现代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不是也很容易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吗?最紧张时，一天一本，还做笔记。一个作家的书你把它读完，一个领域的书你把它读完，找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挖一口深井是力所能及的。找一个中等的领域，你觉得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和发展潜力的，读它十年八年，可能在这个领域，全国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你，你最有发言权。不要找大而无当、空泛不实的题目，要找具体的、自己有感觉的中等题目。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五十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读书是一种智慧的实现

　　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而近世以来，企图对书中知识作出种种解释的思潮流派又五花八门，这就使得读者在面对花招百出的路标时既受启发，又易陷入迷魂阵。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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