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谢稚柳的资料，不能不涉及张大千，笔者虽然也掌握一些别人所未发的资料，除了在和谢稚柳有关的文章中用到一些，没有专门为张大千写过文章。这是因为研究张大千的人太多，只是传记就有多种，自感知之甚浅，也就不敢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研究张大千的作家，无论是谁都避不开张大千出国游荡多年，最后归宿台湾，由此来论定他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问题。不只是对张大千，对那些在解放全中国的炮声中离国外游或去台湾的学人、艺术家的研究，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包立民为编著《张大千家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谈了这个问题。两年前笔者从一本拍卖图录中读到张大千致张目寒的数十通信，透露了不少张大千在海外生活的信息。这批信除几封是抗战期间在成都昆明写的，其他都是寄自印度、法国、阿根廷、巴西、日本及美国。为了有助于朋友们对张大千写信时的心情有所理解，应当首先说说张目寒。

　　张目寒（1902-1980）和台静农是同乡，都是安徽霍丘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和谢稚柳一起都任职于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赴台后任“监察院”的秘书长。其逝世后，人民日报曾发表曹靖华的《哀目寒》一文。看来，他也是海峡这边所能接受的人物。

　　张目寒又是张大千的义弟，与溥儒、黄君璧、台静农交往甚密。他虽然不是书画艺术家，但对书画艺术有浓厚兴趣，为艺事奔走而不辞辛劳，著作有《关于倪云林》、《陈老莲生平》，足以见他的性情。张目寒逝世后，张大千有挽联相悼，曰：“春草池塘，生生世世为兄弟；对床灯火，风风雨雨隔人天。”大家都熟悉“池塘生春草”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句子，张大千借用在这里是表明自己与张目寒的关系，犹如谢灵运与族弟谢惠连的关系。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关系，张大千给张目寒的信所表达的，要比他的家信还要真实。大千在家信中仍然表现出的轻松潇洒，而在给张目寒的信中则表现出他疲于奔命，困顿不堪。

　　张大千是1949年乘国民党军用飞机去台湾，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即去了印度，从此开始了海外的漂泊生活。出国之前，张大千以卖画为生，养家养朋友，到了国外，还是如此。1980年代，林风眠还不无感慨地对谢稚柳说，张大千养活了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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