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张目寒信中的张大千是真实的张大千。他在世界漂泊不定，不断选择定居之所在，那是以经济发展状况来取值的。他虽然到了台湾，但没有在台湾定居，而是去了巴西。除了巴西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还有不少中国收藏家移民巴西。因之不能以张大千的行踪去向来判定他的政治态度。张大千对故乡有深厚感情，写了不少思乡念土的诗，也有一些年，思乡念土是属道德范畴的事，和政治似乎没有什么干涉。还是谢稚柳深知张大千的胸怀，陈毅要谢稚柳动员张大迁回国时，谢稚柳说得很干脆：我不能动员他回来，他是自由散漫，这里开会他就吃不消，再说政府也养不起他。谢稚柳的着眼点是张大千的性格以及家庭的实际情况，而没有着眼于政治。

　　从张大千致张目寒的信中来看，在1950年代，张大千不留恋台湾，台湾当局对张大千也并不是怎样看重。他移居南美时，家属的护照就迟迟不给办理，并“散布谣言”，使张大千有“三人成虎，或乱听闻”之叹，请张目寒“向髯公一陈述之”，为他作些解释洽清，并“就近向公超兄探之”，为之作些疏通。“公超”即叶公超，台湾的“外交部长”。张大千带出去的一些古画，以“涉嫌走私”、“为大陆套取外汇”为由，台湾当局也迟迟不批准放行。迫使张大千托张目寒到处找人证明，这些古画是他于1949年赴台时就带走的，和新中国没有关系。这些事都搞得张大千甚为分神。

　　台湾经济状况好转，连同香港的书画市场渐成气候，是张大千回台湾定居的重要缘由，再者也是为友情所使然。张大千在台湾的朋友除了于右任、张岳军，再有就是郎静山、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庄慕陵、溥心畬、冯若飞（张岳军的秘书）、陈定山、黄君璧、台静农等。张大千流浪海外时，和他们多有联系，并常常以画相资助。张大千是一位不能没有朋友的人。对留居大陆的朋友，张大千也多有关心。大陆开展“三反”“五反”时，谢稚柳被诬为“字画老虎”，并被抓了起来，张大千得信后即致信张目寒，说：“连得稚柳、无量消息，为之黯然。前闻有八百万，稚柳可赎，即去函六侄，速为营救。”可见他的头脑完全停留在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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