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这个称谓是属于《人民文学》而且是别家杂志抢也抢不去的。这种权威感从1949年它创刊之日起就已经树立，并且成为仍未撕掉的一个标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民文学》不仅是决定中国文学走向的一个载体，也是中国当代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博弈的一个工具，这一点，从它1966年停刊，到1976复刊，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体现。

　　一家文学刊物频频进入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们的视野，放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想来，后来的文学被冷落，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竞相经商有关，又何尝不和国家高层转而关注国计民生有关？当《人民文学》不再肩负社会意识的唤起者和引导者这个任务时，它在思想领域的权威性的降低，反而造成了它在文学的权威性方面的提高。

　　印象中我在《人民文学》读到的最早的作品是韩少功1985年发表的小说《爸爸爸》，小说鲜活的语言如一枚饱含汁液的橙子，令阅读体验变得畅快淋漓。作为一名1970年代生人，《人民文学》1977年发表《班主任》和两年后发表《乔厂长上任记》所引起的惊涛骇浪，已经感受不到了，1980年仿佛是一个分水岭，将《人民文学》带到了属于文学包括它自身的黄金时代。这一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北岛的诗《宣告》。

　　一个真正全面展现“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论文标题）的《人民文学》，如同被丰沛雨水装满的池塘，开始茂盛生长起文学的芦苇。仅1985年，就有《孩子王》、《红高粱》、《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具有标志意义的作品通过这家刊物面世，余华、格非、苏童、王安忆等几乎所有后来在纯文学领域有了大成就的作家，也纷纷通过《人民文学》完成了作品与名气跳跃式的提升。从1980到1995年，起码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人民文学》为中国文学所做的贡献无可替代。

　　时代在变，《人民文学》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