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交人员，他也曾得到过“头脑不清醒”这样的考核结果，然而在施政过程中，他却很有办法，因地制宜地采用中国式管理，用孔孟之道来约束百姓的行为。也正是凭着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理解，他才得以融入威海社会当中，广泛为各界人士所接受。据说连夫妻不和、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人们都会想起请“庄大人”来主持公道。l930年庄士敦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曾按很中国的方式为其送行：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

　　后来他又弃佛从儒，开始悉心研读儒、道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都极为稔熟。他还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

　　1934年，他出版了《儒家与现代中国》一书。在他的作品里，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笔下经常流露出的那种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相反，他每每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护。他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

　　他做学问从不满足于表面上对古老中国的猎奇，而是力图真正深入到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也从不以己度人，试图同化或抹杀另一种文明，而是竭力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由此可见，庄士敦不是一个仅仅出于猎奇而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是在真正努力探求中国文化的真谛。

　　庄士敦出任“帝师”的前两年，北京城正是一个大有看点的地方。张勋的辫子军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清室复辟，把过时的偶像般的小皇帝从太和殿里抬了出来。很多年后，庄士敦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描绘：“华北一直对此前的民国缺乏热情。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忠于朝廷，遗老遗少从未消失过……温顺的北京市民，或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以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免于任何不速之客带来的麻烦，不管这些不速之客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一次满城飘扬龙旗的慷慨举动，无疑从外表上表现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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