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大会，认定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最近几年的任务是养精蓄锐。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罗弗斯通(Jay Lovestone)已经相当“修正主义”，支持“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可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而用不着暴力革命。斯大林一怒之下令他辞职，并且警告他不要昏了头：你不要以为有大多数支持，可那只不过是因为共产国际当了你的后台。果然，罗弗斯通一回到美国就被清除出去，令他十分郁闷，他后来追随布哈林的“共产国际反对派”，拉出另一个“美国共产党反对派”，但追随反对派的人却不多。斯大林在1928年决定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脱钩，也使得美国共产党人数迅速下降，一度只剩下六千人。

　　在追随苏联中，最大的困扰还是两个国家本质上的差别。例如约翰·李德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他虽然不愿意否定自己的理想，但越是深入，李德却发现苏联远非自己想象中的工人阶级的天堂。

　　一个典型例子是被遣送回苏俄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虽然无政府主义和共产党的目标相去甚远，可是在资本主义面前，他们感觉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分歧。当十月革命消息传来，伯克曼兴奋不已，称这是他“最幸福时刻”。1919年他被美国的递解船送抵苏联的那一天，他宣称那是他“一生中最庄严的一天”。

　　在苏联第二年的1920年，伯克曼和一起被递解的女友爱玛·高德曼一起，几乎走遍全苏联，为筹建革命博物馆收集材料。可是，这趟旅行使他们幻想破灭，他们看到镇压、腐败，看到工人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工作，任何质疑都会被当作“反革命”。他们面见列宁陈词，列宁却告诉他们，政府的“专政特权是公正的”，还说：“假如革命摆脱了危险，也许会容许言论自由。”

　　苏联很快爆发反抗，1921年3月，亚历山大·伯克曼和高德曼支持了苏联工人的罢工抗议，接下来是著名的克郎斯塔德军港反叛，反抗者的十五点要求包括了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农夫使用自己土地牲畜的权利等等。高德曼向法国媒体透露了事件，国外的报道使得苏联将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阴谋。托洛斯基动用军队镇压，水兵抵抗最终变成战役，六百水兵被杀，也有上千赶来镇压的军人在战役中死亡，两千人被捕。伯克曼在日记中写道：“过去的这些日子是灰色的，希望的余烬一个个熄灭。恐怖和专制碾碎了十月后的新生命……独裁将民众踏在脚下……我决定离开俄国。”那年12月，伯克曼和高德曼离开苏联。

　　反向接轨的必要

　　伯克曼和高德曼在欧洲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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