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表面接轨。五十年后，二十一人案推翻，苏联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看了1938年出版的法院判决和其他文件，他写道，被告“毫无例外地一致而谐调，陈述相同。被告都指责自己犯有最严重罪行，都自我揭露、谴责自己、忏悔。谁也不与起诉人和证人争辩，不推翻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反而对证据进行补充。彻头彻尾地自我认罪”。“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检察长占统治地位，主持和左右整个程序。起诉人揭发谴责，其他人附和。听不到法官声音。辩护人只请求宽恕。没有法庭辩论。没有双方辩论，没有论证，也没有反论证，没有对证据的调查。没有专家参加诉讼程序，没有任何鉴定……被告人详细描述自己是怎样的坏蛋。” 他于是得出结论：“这令我产生如此印象：这是一幕精心策划、预先排练好的闹剧。”
对于当时美国共产党中信仰坚定者，show trial还是起作用的。审判刚刚结束，1938年4月在纽约出版的《青年共产党人观察》就立即跟进发出一篇文章《莫斯科审判：它的意义及其重要性》(The Moscow Trial：Its Meaning and Importance)。这篇文章就为二十一人审判辩护：“被告之所以都认罪，那是因为他们有罪;因为他们已经无计可施;因为事先调查已经摆出对他们不利的事实无可争辩;程序上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苏联的司法程序并没有什么特别。”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把二十一人审判和美国宪法作比对。在美国宪法中，为了防止滥用叛国罪，有这样的条款：“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投向它的敌人，于敌人以协助及方便者，方构成叛国罪。无论何人，如非经过由两个证人证明他的公然的叛国行为，或经由本人在公开法庭认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国罪。”所以，作者就辩护说，美国宪法不是也认可“两个证人”、“本人在公开法庭认罪”为定罪依据的吗?
这是法治社会常识：维护公正并不是“两个证人，当庭认罪”那么简单，它必须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的配合，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民间监督机制，等等等等。而在这些全都缺席的情况下，不要说两个伪证，找两千个伪证也是轻而易举，而“认罪”就更简单了。
二十一人审判对美国左翼政党带来强烈冲击，例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审判的看法就完全是负面的。在一篇《二十一人审判》(The Trial of the 21)的文章中，他们和斯大林主义明确划清界限，文章认为，这个审判只是一系列同类审判中最露骨的一个，审判是一连串谎言，而事实真相就在这些谎言背后。文章还说，在这一类审判中很少考虑人的生命和尊严，它只为特殊政治目的服务。苏俄的show trial在这些左翼政党中起了相反作用，而主流社会更认定苏联宣传中的光明大道我们万万走不得。
所以，在法治相对健全的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间，最后纷纷出现要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要走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是很自然的事情，要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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