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辑的因缘上看，我只执编了他的《中国思想文化论稿》，不过和他约的稿却有两部，一部是《中国史籍举要》，这是他主动提出要写的。那天他让我去，给我两张16开的绿格文稿纸，上面用蓝墨水钢笔字竖写着书名，以及一、二、三级标题的内容。因太爱老夫子一笔风神潇洒的字，我把那两张纸宝贝似地藏着，搬了4次家也没舍得丢，今年年初，书房调整翻理旧书刊时还见着，这次要写关于他的文字再找，却遍找不见了。不过这本书他并没有写成，之后大概一两年吧，我一次次问他书稿什么时候可以交，他告诉我，杂事太多，也没有人能帮忙，零碎的东西凑起来没有意思，决定不写了。不写了就不写了，当时的我觉得很自然，老师没有时间，不再想写了呗。

　　接着，苏先生说，要写《中国禅宗史》。这下我激动了。他自己就如同一个得道的传灯！由老夫子来写，真是天人合一，再般配不过了。我忙忙地向老夫子要允诺，他爽快地应承，在自己学校出版此书。

　　这是一件令人长长太息的事。到底，苏老夫子也没有能把这部我想像中流光溢彩的书写出来。他经常摇着头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也曾经充满信心地对我说过，可以找到帮手，得了5万字，又得了几万字，快了，一半了，15万了，20万了……直到我欲言又止，不忍心再问。最后，他进医院，我再也不能和他说这些话了。

　　我想，社会上比我有资格关心此书的，大有人在。比如当时消息传出，就不断有其他出版社想要出这本书。一次在老夫子的家，我与师兄不期而遇，当着夫子的面，我一贯很尊敬的师兄，强硬地要求我放弃这部书稿。可是苏老夫子，他一定是觉得既然答应在前，就不能随便失去信用；更何况是自己学校的出版社。就在我内心惶恐委屈不知如何回应的时候，他谁也不看，对着远方，非常轻柔而清晰地说，“这本书稿，我是给她的。”只一句。当时只道是平常。现在回想，生活在自己的母校与老师身边，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许多老教师的家安在师大一村，苏老夫子和我念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吴泽先生住同一幢房，还有两位导师袁英光教授和杨廷福教授，以及更多的教授，都在那里比邻而居。我是个路盲兼数字盲，从来记不清门牌号码，只看景物特征。苏先生家门前有两棵高高的棕榈树，就是了。很多时候，临时想到要上哪家，拔起脚来就去了，有时连个电话也不打，甚至会自自然然地留下来“用饭”。所以，当有些事情要追想发生缘由时，居然是没有的。

　　这里我把有深刻印象、与老夫子的两次共餐写出来。

　　苏老先生《中国思想文化论稿》，是杂稿，那时没有电脑，全是手写稿与铅印字，笔迹不一，老夫子虽自己修订过，还是免不了有拜读过程中问题的请益。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就留下吃便饭。那天夫子讲得高兴，拿来一盘黄澄澄的枇杷飨我，并给我说了一个枇杷的故事。说，中国字含义最丰富有趣，也最容易出差错。比如这枇杷，和它同音的词，你能说出多少？我说，乐器的“琵琶”，还有像声词“劈啪”。夫子颔首，说，你做编辑，第一要能读书，善识文，最不可让错别字泛滥。比如枇杷。明人有笔记，其中一则是《琵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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