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值得首肯的积极现象。首先，“文化老人”们明星化，证明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不断流失的担忧，以及重拾和试图光大传统的努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曾连续遭遇了几十年的破坏，近二三十年来，不少对时代文化感觉彷徨无依者，希望能够重拾传统，找回原来的道路，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文化老人”的存在，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路标。
“文化老人”的存在，很多时候还是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一种对抗。近些年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劣质文化或伪文化现象不断出现，敢于自诩“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文化人物越来越多。就社会维持健康的文化风气而言，确实需要多几个真正的文化大师供人们崇敬，以祛除那些劣质文化和伪文化之毒。诸多“文化老人”之所以被尊为大师，便与这种背景有关。
或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存在，许多人所缅怀、感伤的似乎并不单独是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老人的逝世，而更是大师稀缺——甚至有人感慨“最后的大师也去了”；而对逝者的缅怀，也须臾没有离开关于学术风气、文化命运等问题的讨论。
当然，还有些“文化老人”，其实是被文化工业所利用的标签，是文化商业所消费的对象。在商业社会，这种现象自然是无法避免。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然而现在的“文化老人”却大多都不寂寞。不是他们不愿意寂寞，而是他们实在无法选择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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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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