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服务的北京大学，曾经得鲁迅先生褒扬，其中一句说的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观北大》）。这很让北大人自豪。至于今日北大是否还配得上此评，见仁见智，颇有争议，这里不必细说。最近想到鲁迅先生此言，尤其是“常为新的”四字，却与北大无关，乃是因为北京景山学校明年将迎来宋体>50周年校庆，编印纪念文集的征稿正在热烈进行中。我的联想即是由当年经历的教改实验引起。

    进入景山学校是在1960年秋天。和一般就近入学的小学不同，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试，我才被录取进来。当初就知道，这是所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后来学制改为十年，小学、中学各半。虽然到1966年“文革”前，校内确实有九年级，但论资排辈，真正的实验班还是从我们这一年开始。只不过，在我们这批学童入读前，当年春季已开始试验招生。所以，这些比我们高半级的学生，才是景山学校老资格的开门弟子。而为了相互区别，我们和他们之间一直轮换使用着上、下的年级号。“文革”开始那年，我们是六下，他们是七上，大家终于都没有读满一贯制全程。

    刚入学时，首先要学认字。对于学校采用“形声字归类”的“集中识字法”教学，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因为那时年龄太小，不懂这些，只是记得比其他学校的同龄人认字多而且快。学校的古文教育也起步较早，大概三年级开始，已在使用《儿童学诗》《儿童学文言文》一类教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

    当时北京的小学基本都是半天上课，半天小组自习。景山学校却是少见的全日制，只有周六的课程中午即结束。一年级起，已经开设英语课。年幼无知的我，头脑如同一张白纸，短期记忆特别好。考试前的临时突击复习，每见奇效。那时，从家里到学校要换两次车，也算得路途遥远；加上中午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除往返父母单位食堂吃饭外，还有余暇可供利用。所以，学了五六年外语，家人始终没听我念过英文。因为通常应该回家做的作业，我一般都抽空在学校写完了。至于记单词、背课文，也全都可以在路上车中解决。

    说到中、英文齐头并进，这在当年全国的小学中即使不是独一份，相信也极为罕见。课程的安排上自然仍以中文学习为主，英语主要是打下了正确发音、熟练使用国际音标拼读单词的基础，并具有了一定的词汇量。由于自己在外语上不够用功，满足于“临时抱佛脚”式的应付，至今仍愧对当年辛苦教育我们的房贵荣、方碧辉等老师。不过，即使如此不成才，这段外语“童子功”的经历还是很让我自豪。

    大学时代，因为英语课安排在晚间，我偷懒不想去，报了个慢班。第一次上课，ABCD读得太过流畅，老师听出我有根底，故特许我今后可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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