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外语，我对语文课的教学记忆更深刻。在课堂上，赵颖君老师曾讲授过《纪昌学射》一文。解说时，赵老师也随手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关键词”，我都逐一记下。接下来的作文，是要求把这篇古文改写成白话。利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词语，我很快完成了作业。而在全校的作文评比中，此文意外地获得了最高等级的“红杏奖”（自宋诗“一枝红杏出墙来”取义），后来还荣幸地被编入学校的优秀作文选中。上大学后，我的一位同窗好友，母亲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她说早就知道我的名字，来源即是那本景山学校作文选。当年此选本曾在北京中小学广为流传，使景山学校的教育改革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回应。至于本人的那篇作文，成功的诀窍还在将老师使用过的词语全部穿插进来，实际是复原了赵老师讲解的现场，倒没有多少创造性。大约在老师们看来，三四年级的学生能够妥帖地运用这些成语，已经很不容易。

    我在语文老师的眼中，最拿手的还是写评论性文字。发现自己的这一“特长”，是从一次期末作文考试开始的。1963年，京剧《红灯记》的前身、电影《自有后来人》上映，当时大为轰动。我写的观后感得了高分，很得老师夸奖，我也自以为在此道颇具潜力。因此私下报名参加过景山公园少年宫组织的书评征文比赛，不幸的是，那次的结果并不美妙。

    不过，我在学校里还是保持着善写评论的好名声。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进行过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改革，语文课也有开放时段。逢到这些课时，我们自己读书，书目自由选择，也可征求老师的意见，读后则须写下感想。任课老师也手持一卷，斜对同学，坐在讲台一侧的课桌前阅读。学生如发生问题，即可走上前去，向老师提问。我因为当时正喜欢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于是选了一本《李贽》，似懂非懂地读起来，也曾经装模作样地向赵老师当堂请教过。而我那篇不打草稿、直接写在横格练习本上的《李贽》一书读后感，竟然博得了老师们的一致赞赏，在全年级各班作为范文被反复宣读过，算是小出了一回名。其实，以我那时的知识水准，本无法真正理解李贽的思想。读书笔记中的幼稚，应该显而易见。老师们不计较，还是看重我敢于把这么难懂的读物当作练习材料吧。

    大约1965年秋，学校又发起了“立下愚公志，登上作文山”的语文教改活动。在这两句张挂在楼道中的醒目大字口号之下，墙壁上贴满了挑选出的学生作文。那时学习的范文中，以杨朔、刘白羽的抒情散文为主。对于小学生来说，抒情很难模仿；若移步换形成浮想联翩，倒是易于上手。一时之间，畅想曲便成为我们作文写作的流行套路。记得风头最健的是五年级的陈小眉，她的几篇作文都在各班传阅过。我最佩服她的也是想象力丰沛，一篇记述邓小平“六一”儿童节到景山公园观看学生合唱演出的《青松颂》，以十几二十个“青松！青松！！”打头的排比句连缀成篇，气势排山倒海，令人至今难忘。前几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见到小眉，她还兴致勃勃地拿出很多景山学校时期的老照片，显然，那段时光已经成为她最珍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她的美国丈夫听说我和小眉是小学校友，也不由高看我一眼，因为在他心目中，景山学校是全中国最好的学校。这个印象自然是小眉平日的言谈灌输造成的。

    虽然在作文上略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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