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但在景山学校读书期间，我的最长项是数学。每年举行的“百题赛”（以交卷时间先后及正确率决定名次）以及各班派代表参加的“智力竞赛”，我都是当然的参加者，也屡屡中奖。那时的奖品不过是个简陋的、向上打开的白报纸本，第一页写着获奖名目与名次，我却十分珍惜，当作荣誉收藏起来，并不使用。最终，这些证明我“辉煌业绩”的练习本集体失踪，原来是被我哥哥偷偷用掉了。显然，在他看来，这些本子的正当用途就是拿来写字。
数学课同样也有过自学为主的尝试，那对我来说，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语文课上规定的写作还是有相当压力，而独自阅读算术教材、演算习题，却完全是一种智力的愉悦与享受。很快学完本学期的课本，无所事事时，马奇仲老师也允许我自由活动。于是，上课时间，我可以看别的书，或者以帮助其他同学解题的名义，在教室里游走。大概这次的改革试验过于理想化，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约摸持续一个来月便中止了。在剩下的学期里，我又被固定在自己的座位上，重复学习那些已经提前修习过的课程。
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数学教改或许并不成功，给予我的影响却很大。日后在东北插队时，津津有味地自修代数、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1975年冬，回京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以学习《微积分初步》打发日子；1977年高考前，临阵磨枪，复习已学各科目并自习解析几何；凡此，早年自主学习的经验都潜在地发挥了效应。
后来我之选择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专业，固然与景山学校文言文训练打下的基础有关，而有幸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其间数学考试的分数却相当关键。不过，进入中文行当，离数字是越来越远了。每每向丈夫吹嘘我少年时代的“数学天才”，见惯我简单的加减也常常出错的他自是不信。终于有一天，彭文兰请客，我的父母与父亲的老同事萧乾一同被邀。席间，萧先生向我父亲打听“你那个数学最好的女儿现在在做什么”时，在场的丈夫才相信我没有夸张。他后来的说法于是相应地修正为：晓虹的数学很好，但算术很糟。
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数学家，却走入了文史研究之门，不知是否有违当年老师们的期望。而无论如何选择，我对景山学校都永远保留着一份最深的感激。在这个学校最有生机与活力的年代，我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这些“常为新的”教改实验，奠定了我生命的底色，也导引了我后来的发展路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能够与最好的学校相遇，这是我一生的福分。
2009年6月2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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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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