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的排序也很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作家”被列在最后。这也很可以反映出，在大众的心目里文学创作在季羡林先生的成就中所处的地位。北京大学正式发布的“季羡林先生讣告”也称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更是了无“作家”的影子。可见，这是相当普遍的看法和认定了。

    问题是，假如忽略了季羡林先生持续了八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我们就不仅抹去了季羡林先生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和成就；而且也无法对一个谜团作出有效的解释。

    季羡林先生的去世在公众中引发的巨大反响，足以表明，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老人家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季羡林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前不久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这一段话，相信季羡林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季羡林先生在公众中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又是什么充当了一位象牙塔顶端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呢？我想，假如说不是唯一的话，季羡林先生持续了八十年的散文写作和相对后期的杂文创作正是起到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

    根据很难说是完全的统计，近20年来，有100家左右的出版社出版了200多种季羡林先生的文集，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散文和杂文的选集。季羡林先生的学识魅力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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