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陈二人之治学路径有颇相近者，“如皆能超脱宋明理学家窠臼，而直寻先秦本书真意，又皆欲分别孔孟与宋儒异同，皆论宋后儒家杂禅，皆不喜悬空讲心性本体，而主从实行实事推求，又因分析孔孟与宋明儒学异点，而不喜沿用宋明以来所常用之几许话柄，皆是也”。潘用微放言排斥宋明理学，在当时即得到河北李恕谷的赞许。

　　钱穆先生以如椽巨笔揭出了梨洲在清初学坛的地位以及其学术思想与几位并世学人之相互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著于1930年代，当时局势动荡，图书资料远不及后来丰富。例如该书在第二章“黄梨洲”之末专门附录了陈乾初的《大学辨》，钱先生有小注曰：“此文无刻本，特再录全文于此。……（乾初有遗稿抄本四十余卷）闻其稿现藏南京国学图书馆，恨未得见。”至于潘用微的《求仁录》十卷，钱先生说“其书极少见”。为了讨论潘的思想，钱先生不惜以长达九页的篇幅摘抄《求仁录》原文要旨，并有小注云：“以其书少见，故抄摘较详。”对比过去，联系现在，我们不禁感慨图书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条件的便利不知比以前提高了多少。这里简述一下黄、陈、潘三人著作在我局的出版经过。

　　《黄梨洲文集》的编纂整理始于1950年代，由著名学者陈乃乾整理，1959年首次出版，书前有嵇文甫先生序。是书据《南雷文案》（含外卷、续刻、三刻）、《南雷文定》（含后集、三集、四集、五集）、《南雷文约》、《南雷余集》各种刻本所载之文，分类重编，凡分传状、碑志、哀祭、赋、序、记、书、杂文、寿序九类，又据梨洲先生手写残稿校正错误。每篇原载何书，在目录下分别注明书名及卷数。旧刊各集，非同时所刻，其中有重出之文而字句歧异者，盖出于原作者随时删改，则于篇末校注异文。而对于改动特别大的，则两文并存。书后且附有梨洲交游尺牍一卷、旧刻本的各种序跋及整理者对各本的简要说明。经过此番整理，梨洲之文始称条理秩然，整饬可观。

　　陈乾初的著作，在中华书局的《陈确集》出版之前，三百年来从未刊印过。1959年初，中华书局先后访知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陈乾初先生遗集》的抄本各一部，遂各借抄了一份。南京的藏本，大概就是钱穆书中提到的那本。经过仔细比较，发现上海藏本有很多注文，在编排次序上也更接近清人陈敬璋（1759－1813）编定本的原貌，时代更早，故整理时采用上海本作底本，除与南京本对勘外，又参照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原拜经楼《大学辨》抄本、羊复礼的《海昌丛载》、《葬书五种》，以及其他有关的散见材料进行校勘，不仅全部保留了底本中的陈确原注、陈敬璋新增的注、清人的评语，还补入了一些资料性注文，均冠以“按”字，以与旧注相区别，又据他本补入一些相关资料，如《陈乾初先生年谱》、《大学辨跋》等。无论如何，中华书局版《陈确集》都是迄今最详尽、最精审的一个整理本。此书在文革前就已整理完毕并打好纸型，但迟至1979年始得出版。

　　关于《潘子求仁录辑要》，更是说来话长。就在几年前，我才知道中华书局哲学室有这样一部存稿，但关于它的来历，没人能说得清。最近中华书局方面清理档案，发现一份196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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