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原哲学组存稿”登记，其中赫然有《求仁录》之名，并注有“本社请人校点”，“未加工”字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旧知识分子没有工作，生活困难，中华书局便聘请他们承担部分古籍整理的工作，由中华书局根据古籍整理规划确定书目，提供底本、校本和其他工作上的便利，请人进行点校，并将稿费按月预支给作者，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初点工作完成后，中华书局再对书稿作初审（有的要交专家审阅），通过之后，再安排局内编辑力量对书稿做细致加工，必要时还要作复校（我亲手接触的书稿，就有大部分校勘记是责任编辑补写的），甚至聘请外编。比较重要的书稿，最后还要请人写序或前言。可以说，从一开始确定选题上项目，到最后的编校出版，中华书局都是一个组织者，居于主导地位，在物质投入、前期点校工作的参与、后期编辑加工的劳动含量等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应该这么说，参与点校者所做的工作只占了全部工作的一部分，而初稿的面貌跟最终出版后的样子也可能相差很大。
当年在此种环境下出版了相当一批书，有其时代印记，读者切不要拿现在的著作权法往过去的事物上套。因为外界对此情况不甚了解，中华的一些老编辑又一向低调，不愿对外申说，我觉得长久保持沉默未必是好事，可能还会招来误会，所以在这里饶舌，说明一下。书归正传。大约在《黄梨洲文集》出版后不久，几乎与《陈确集》的整理同时，潘用微的《求仁录》也纳入了中华书局的整理计划。我见到的书稿，是以蓝色钢笔抄写在中华书局30×24绿格稿纸上，标点多数为铅笔，少数则被墨笔或红色圆珠笔涂抹改正，天眉处有不少校记，也是铅笔、红笔和毛笔字都有，可以看出由初校、复核判断到写出校勘记的整个过程。工作之细，令人叹服。或许是由于潘用微的名气不够大，知之者较少，所以书稿不被看重，其编辑出版过程被一延再延。不管怎样，到2009年中，这个漫长的过程终于划上了句号。当第一眼看到它的送审样书时，我压抑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作为其出版过程最后的亲历者，我总算对得住为之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各位前辈，可以有个交待了。
黄、陈、潘三人著作的出版时间颇有巧合。《黄梨洲文集》出版于1959年，《陈确集》出版于1979年，而《潘子求仁录辑要》出版于2009年。与潘书出版同时，中华书局重印了黄、陈二书。时隔50年后，黄、陈、潘三书可以同时聚首，冥冥之中大概也有一些缘分吧。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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