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开始，悼念季羡林的热潮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公众——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头百姓，“满城争说”季羡林。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公众的悼念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入排辈的行列，更何况，季先生被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独力树权威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羡林就决定绝不利用身为中国人的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他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羡林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文革”中蹉跎了。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羡林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羡林在艰难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却只有季羡林一人。

    这样的学术成就，季先生理应为学界敬仰。

      书斋外：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大众所知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穷经”至晚年，则进入“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晚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走出书斋外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2月25日，季羡林当选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的确如此。“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而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季羡林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公众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提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称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曾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一个学者只有走出书斋，面对公众，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公众尊重有学问的人，更尊重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读书人。书斋里外的季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