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曾按省籍在日本组建了“同乡会”、“恳亲会”等乡谊性组织。对这类组织，学界目前尚未予以足够关注。事实上，留日学生同乡会已具近代社团色彩，对国内变革发挥着影响，是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及知识群体嬗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宋体>

　　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并制订了相关规定。如浙江同乡会要求，乡人初至日本，会员有招待之义务；湖南恳亲会规定，乡人如被外界侮谤，会员要“出死力期必得其平为限”（《湖南恳亲会草章》，《游学译编》第2期）；江苏同乡会也规定，乡人在日本如遇疾苦，会员要及时救助。但是，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的留学群体，留日学生组建同乡会更主要的目的则是将其建成他们用以砥砺自新、聚集力量、改造社会的新式组织。基于这一目的，各省同乡会对会员和组织都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要求，概括而言，一是要求会员敦品力学，奋发图强；一是要求会员关注桑梓，致力国事。如湖北学生互约，“愿各以学行相励，以实际相程，互为监史，以相纠责，庶几热度高涨，国事日竞”（《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浙江同乡会规定，“本会对待内地，有输入文明之义务”，“会友于私德上有关碍公共名誉事，本会有劝戒之义务”（《浙江同乡会简章》，《浙江潮》第1期）；湖南恳亲会规定，会员“对于世界，研究学术”，对于湖南内地，则负责筹办“全部公益”（《湖南恳亲会草章》）；江苏同乡会则进一步规定，会员不但“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净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公约》，《江苏》第1期）。这些规章，使同乡会超越了地缘性组织的局限，成为一种追求近代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团体。

　　在此之前，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禁止士人结社，所以中国的知识群体缺乏组织生活的经验。为改变这种状况，留日学生积极创新、相互借鉴，将同乡会作为创建新式知识社团的实验场，成立了富有民主气息的同乡会组织。从组织机构看，各省同乡会都设有功能新颖而完善的管理组织，如浙江同乡会设有庶务、书记、会计、杂志、调查等干事员；江苏同乡会设有事务员、监察员、评议员及出版、实业、教育、调查4个部；湖南恳亲会除设执事、书记、会计、招待员外,还特设弹正员负责纠戒会员。从人员任免看，同乡会职员大多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湖南恳亲会规定职员经投票公举，满5票者当选，每半年更举一次；江苏同乡会规定连任不得过两届，连任职员不得过全体职员半数。从决策方式看，各省同乡会皆强调民主议事，并设有各种形式的会议，如湖南恳亲会设有例会和临时特会；浙江同乡会设有恳亲会、茶话会和临时会；江苏同乡会则有会员经常会、职员经常会和评议员经常会以及临时会等。为避免会议流于形式，各省同乡会都制订了会议规则，规定了会员的权利义务、会议的召集程序、议事规则和会场纪律等，要求会员必须到场，不得迟到早退。此外，各省同乡会还制订了“办事规则”、“自治规约”等，对同乡会的日常活动进行规范，如要求会员时时以国耻种祸相激发，不得放弃责任，破坏团体，妨碍公益，荒废学业，损伤公共及个人名誉等，违反者轻则记过，重则要受到同乡会诘问、劝戒、除名等惩处。江苏、湖南等省同乡会还规定，会员即便归国或离开学界，也要遵守同乡会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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