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研究的这个领域，西方汉学界与大陆学者的分歧似乎非常大，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您怎么看待这些分歧？

　　夏含夷：这个问题不简单，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我的理想是让自己成为媒介或一座桥梁，把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连接起来。然而到现在我却比较悲观，当然不是完全绝望。这三十年来，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分歧和误解。应当说，中国学者的爱国和民族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能避免的。现在很多中国学者都到国外去，对国外的学说和文物都有兴趣，经常到国外去参观博物馆，跟国外的学者交流。我觉得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怪中国学者，因为他们那时是被封闭的。当然，西方汉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国际人物，所以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所以很客观，这其实是另一种偏见。他们有时欺负或鄙视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绪。我希望双方能越来越接近、了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95年到1996年期间，报纸几乎每天都在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消息，说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特别是对人文科学。当断代工程结论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汉学家对此批评，说中国要造成一个新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霸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正好那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对断代工程有什么看法。我说了大概四十五分钟，说断代工程在某些方面错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益处的。我也说了断代工程大概是带有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成分。第二天早上，我看报纸，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其他人的观点，关于我的说法只有一句话：“夏含夷教授说断代工程带有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成分。”我说的其他四十四分钟的话都没有了。报纸刊登后，中国的学者很生气，说我批评了中国。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那四十四分钟的话更重要。断代工程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现在没人谈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而且不是有个别错误，几乎全都错了，尤其是西周的年代部分。断代工程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年代系统全都错了。当然，现在要批评断代工程，应该写一篇学术文章，这个将来我应该会做。

　　西方与中国学术界之间，应该可以沟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沟通。现在中国学术界也在采用我的学术成果，不太说“美国学者夏含夷”，只是说“夏含夷”怎样说，等于把我看待成与中国学者一样。我们只要考虑观点的对错，不要考虑具体是哪个国家的学者说的。我现在不太参加西方学术界的活动，学术文章也大多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对我有反感，说我太中国化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术交流的桥梁。我现在不太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学者的成果，反过来也是如此。我只想做自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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