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廷教授是研究元史的专家，其代表著作为宋体>199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成吉思汗全传》。然而，2004年1月13日，他在北京图书大厦购买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的《风暴帝国》后发现，这本于1997年12月出版的书中，涉及成吉思汗的内容共212页，大部分都是抄他的。

　　他愤而将此书的编写人员和出版社一同告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最终认定，“《风暴帝国》图书上册中，文字表达上与原告图书相同相似内容的字数达59740字，构成了对原告朱耀廷《成吉思汗全传》作品的剽窃”，最终判决两被告赔偿28033元，并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公开向原告朱耀廷赔礼道歉。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发现有5本书抄袭我的《成吉思汗全传》。”朱耀廷说，这些书中，有些是少儿读物，他没有予以追究；有些抄袭者是圈内熟人，他在对方赔礼道歉后放弃诉诸法律。

　　但在朱耀廷看来，尽管我国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每年出的品种很多，但其中有不少属于东拼西凑之作，真正踏踏实实一字一句磨出来的很少。

　　这种拼凑中，主编类书籍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尤其以文科教材为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庆光认为，这是由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你写一本书，即使再有价值，也只能算一项学术成果；但别人参与编写十本书，那就算十项学术成果，名利双收。这样一来，当然会助长主编类图书的增多。”

　　以前很多学术大家穷尽一生精力才著述几十万字，而现在很多院系领导、成名学者、博导教授动辄著述过百万，被人讽刺为“可以用麻袋扛着展示成果”。然而，这些学术作品的操作流程大多是集体编写而成，撰稿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至于组成人员，则不少是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根据分工，每人负责某章某节，编完之后或由导师担任主编，或邀请一位比较知名的学者冠以主编名号。这样一来，无论是主编、副主编，还是撰稿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作品填报成自己的学术成果了，至于质量就不言而喻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