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器物和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文化实为“以文教化”，即特定历史——地域范围中的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养、宗教信仰和价值熔铸，它具有特异性，构成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如何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在文化上避免落入西方化的窠臼?这已经成为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东方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非西方世界的本土文化曾经在殖民化过程中历尽摧残，因此上述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进行文化重建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东方各国的社会精英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规范的同时，自觉地提出了一种振兴本土文化的要求。

　　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古老文明国度，与印度、阿拉伯地区一样经历了殖民时代的苦难;在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也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着文化重建问题。如何建设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适应时代潮流的当代中国文化，这对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在经济腾飞和政治改革的同时，必须确立一种相应的文化身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仅靠发展经济和改革制度，它同时也要求文化的自我更新和精神重铸。眼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趋势，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它毋宁说是当前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和大国权责意识觉醒在文化上的必然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它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提供了一套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具有一种历史的合理性。虽然儒家文化自汉武帝以来被定于一尊，并通过隋唐以降科举制度的中介，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构成儒家文化之内蕴的思想学说仍然具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精华成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批判者们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儒家文化，这种做法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事实上儒家文化与封建专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然而，无情摧残孔孟之道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中国人的道德良知方面留下了太深太深的伤痕，至今仍然无法愈合，这恰恰表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今时代，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无疑具有陶冶良知和匡正人心的巨大作用。儒家所强调的“四端之心”，旨在于发掘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人性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恕之道”，侧重于发扬爱人之心和宽容之怀;儒家所弘扬的“浩然之气”和君子人格，致力于激发人们心中的自强精神和高尚情操;儒家所培养的忧患意识和“天下为公”理想，有助于强化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和道义精神;甚至儒家所推崇的重人事、轻鬼神的实用理性精神，也与实践唯物主义有着某种思想默契之处。这些因素都可以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合理地转化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资源和精神底蕴。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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