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驾鹤西去了，但他留给了我墨宝和良言。

　　1996年秋，我由北大搬到了社科院宿舍后，给老师冯钟芸先生写了一封信，托她请任先生给我写个书斋号：“独行斋”。斋号、别号之类纯粹是附庸风雅，而我自己古典文学素养又很差，很担心冯先生不给我要或任先生不给我写。然而，喜出望外的是，不久，冯先生捎信来，

说字已写好，让我抽空去拿。我赶紧跑到南沙沟他们府上深表感谢。任先生说：“眼睛不太行，字写得不好，您凑合着用吧！”打开一看，“独行斋”三字为繁体，由右往左书写。“斋”字后为跋语，竖写，云：“趋时者众谔谔者稀袁君良骏以独行名其斋不亦迂乎缀片数语以应雅属任继愈一九九六年”我一边高兴，一边惶恐地说：“任先生，谢谢您的鼓励！但我实在不敢当！让我努力去做吧。”告别两位老师出来，心里禁不住一股热气升腾，卅年前的一件往事又浮上了心头。

　　那还是“四人帮”统治的1968年，北大两千多名教职员工被发配到了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热处理”、“劳动改造”，冯先生和我名列其中。耕田、插秧、割稻，夏季40OC高温，冬季逼人的严寒，受了两年非人的待遇。那年春节，我爱人打电报来，说孩子病了，要我“速回”。但好说歹说，告不下假来，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好，冯先生得了一个“探亲假”，可以回北京一趟。我赶紧找到冯先生，请她在天津拐个弯，去塘沽看看我的老婆和孩子。这实在是个自私得不能再自私、让冯先生为难得不能再为难的非分之“请”！当时，任先生也在河南“学部”（社科院前身）五七干校，短短几天的“探亲假”，我却偏偏要从中插一杠子！现在想来，都觉得汗颜。然而当时，在情急无奈之下，硬是这样做了。没想到冯先生一点都没犹豫，嘱咐我给她写一个详细地址，便匆匆上路了。也许是托她老人家的福，她一到塘沽，我孩子的病便见轻，她走后便好了。冯先生出身大家，也是看我穷小子可怜，要不，怎么可能答应我那不合理的请求呢？然而，几十年来，我对冯先生可谓一点帮助也没有。每念及此，都很觉对不起她老人家，也对不起任先生。

　　2003年冯先生以86岁高龄仙逝。3年后，我又找任先生求字去了。那是我的《香港小说史》第二卷要出了，请他老人家题签。谁知题签之后却换了出版社，要改为《香港小说流派史》。任先生左眼已近失明，怎好为这两个字再打扰他？经和任先生商量，决定“流派”二字就用宋体，不再写了。出版社嫌宋体与任先生的题字不太谐调，便灵机一动改成了“舒（同）体”，倒也颇为浑然一体。当我给任先生送书时，他不禁莞尔。我对任先生发了几句牢骚，无非是出书更难，小文章也懒得写了之类。老先生马上表示异议：“不管难不难，还是要写；出不出不管它，就是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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