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到2005年7月19日在该报发表《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前后经历了三到四年，现在又过了四年。在此期间，有一些学者赞同笔者提出的“改造”说，如李振宏同志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论说（见《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近日读了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文史哲》2009年第1期），觉得有些话还值得谈一谈。我曾对人说，出土先秦文献越多，我的“改造”说越“正确”。下面我想就此再谈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同

　　浅野先生根据新出土文献提出思想史要改写，并批评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所谓“疑古派与释古派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与上世纪中国“古史辨”派的“观点”有关系的，这些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其实我恰恰是受“古史辨”汉人伪造说的启发，结合新出土文献提出“改造”说，同时也解决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矛盾问题。一般来说，两者的相同之处是主要的，这也正说明它们的渊源关系。《诗经》就是《诗经》，《老子》就是《老子》，从出现之日起流传下来。这种典籍的流传必须有典有据，哪怕是“造说”或者“托之于神农黄帝”，也会另有根据。而相异之处，就是传世文献在“传授”、“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先秦时期因“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典籍的传授和流传相对要原始、真实，但也有书写之不便、口耳相传之误等局限。秦统一之后经历“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典籍传授、流传的情况就发生更大的变化了。汉代的“改造”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今之所谓“传世文献”，主要是在汉代定型的，特别是“群经”和几个大学派的“诸子”。当然，汉以后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许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实际上这是极大的好事，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如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包括版本、文字音韵等等文献学分支，特别是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乃至改写思想史。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是当代传统学术研究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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