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说。如前面提到的浅野先生所说，这种影响，使得有些日本学者在研究出土先秦文献时把时间也拉到汉代。另外，对《上博简》、《清华简》也有人提出伪造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都是就传世本与出土文献相比较而言的，如果考虑到汉人“改造”说，有些问题其实是可以不必讨论的，这里包括我曾指出的，汉人“改造”典籍时会打上汉人的时代与思想烙印，但是不能反过来，见到与汉代思想相近的东西，就断言是汉代作品。浅野就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思想分析的结论，往往被新的出土材料所否定。
这中间关键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改造”说，从具体比较中作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浅野先生认为，战国时期有《老子》、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各自独立的宇宙生成论，三者并立，因此思想史应该改写。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在具体比较三者的基础上，看它们在汉代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汉人如何选择，如何采纳，并在其基础上又如何进一步形成自己的宇宙观？本来“道”、“太一”、“恒”也可能只是名词的不同，但后二者加进了“水”、加进了“气”、加进了“神明”等内容，和《老子》抽象为一、二、三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宇宙生成论。“太一”、“恒”可以与“道”等同，《老子》中“道”和“一”本来也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太一”在汉代变成了天神，《史记·封禅书》中有“天神贵者太一”，更不用说后来道教的太一神了。至于“恒”字，我想到了一点，帛书《老子》中的“常道”、“常名”作“恒道”、“恒名”，有人还就此做过文章，“恒”的演变，是否还可以探寻点什么？
又例如，在清华简《保训》的讨论中，有学者就书写笔法、文句等提出疑问。这里我想说，讨论这一问题时是否也应考虑汉人“改造”这一因素。即便是经过汉人“改造”过的《尚书》，如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文字艰涩，语句拗口。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献，在文字、语句方面都比汉人整理过后的《诗》、《书》更难读难懂。先秦所有典籍，变成汉以后的传世本，至少经过文字和语句上的改造，使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调整语句以便传授，等等。
再以《诗经》为例作更具体一点的说明。汉有齐、鲁、韩三家《诗》，还有《毛诗》，实际上还不止这些，至少《汉书·艺文志》就说有“六家”。学界对此有分别的、有综合的、也有比较的研究，成果已然不少。我的学生葛立斌就曾试图进一步具体研究汉人对《诗经》的改造，他初步研究认为，传世的《毛诗》与三家诗比较，有一个“版本上的漫长的形成过程，这种版本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使用、某些篇目的删改、篇名的改变以及类序的编纂次序等多方面的改变。”他统计了从《墨子》、《论语》、《荀子》到《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引用的佚诗，以及“上博简”提到《诗经》文本中的佚诗，比较其异同，指出：“佚诗的现象到汉代文献中却较少出现了，如四家《诗》尽管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诗》的篇目上实际是相同的。而汉武帝以后的各种文献引《诗》更是没有佚诗现象。”因此，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人“改造”问题，能够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传世文献，对推进相关研究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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