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来。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新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当时有人声称再不运用“新三论”，古代文学研究就要无疾而终了。20年转瞬即逝，今天再来回顾“新三论”，仿佛黄粱一梦。

　　方法本来只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在于实用效能，即它能否较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自有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几千年来行之有效，何必要弃若敝屣？现代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研究对象，需要实践的检验，又怎能事先就对它奉若神明？朱熹曾对禅师宗杲的一段话大加赞许：“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确，手持许多兵器，逐件舞弄，往往只是花拳绣腿。正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九纹龙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手里的棍子舞得“风车儿似转”，煞是威风凛凛。然而东京来的禁军教头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便“扑地往后倒了”。为何如此？王进说得很清楚，史进先前所学的“风车儿似转”的棍法只是“花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拳绣腿”，它是缺乏实战效能的，它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如今学界的某些人正如当年的史进，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正是学术上的花拳绣腿。换句更文雅一点的话来说，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是对于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所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这与寿陵余子的失其故步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我对运用西方理论颇存戒心，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担心另外一种结果：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浸润太深，久而成习，就会养成一切都以西方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样一来，当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举个例子，据媒体报道，前年夏志清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通从总体上贬低中国文学的言论，其中有一句是：“唐诗也不够好，因为都很短。”先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看到夏教授发言的原文，不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属实。假如没有误传的话，这真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中国古代的写作，无论是文是诗，都以简炼为原则，辞约意丰是千古文人的追求目标。陆机把其中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诗歌更是如此，唐诗中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正是篇幅极短的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无论是古人的诗歌写作，还是古人的诗歌评论，从没见过把篇幅不够长当成缺点的。我猜想夏教授是把唐诗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后才这样说的。虽然英国诗歌史上有一位名叫RichardCrashaw的诗人，他曾写诗咏叹《圣经》里耶稣使清水变成美酒的故事，全诗只有一行：Themodest Nymph beheldherLord，andblushed！但一般说来，欧洲的诗歌大多篇幅较长。可是篇幅的长短难道是判断诗歌孰优孰劣的一个标准吗？夏教授虽以研究中国文学而著称，但大概在美国生活得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欧洲文化本体论的立场上。再举一个例子。台湾“中央研究院”里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哲研究所”。顾名思义，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该所的重要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去查一下该所的资料，有人研究唐诗吗？没有。有人研究宋词吗？只有半个人。我说的“半个人”是指林玫仪教授。那么文哲所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都研究什么呢？几乎集中于明清的通俗文学，尤其是弹词。我不是说不要研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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