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萧萐父大约相识于1974年。时代是任何人无法超越的，所以，两位诗哲的“诗酒流连”要等到共同主编《中国哲学史》之际。编写组1978年10月、1979年4月、1979年12月先后在武汉、广州、成都召开过三次工作会议，两人之间却无“嘤鸣酬唱”，这也让人有点诧异。为何“火凤凰”与“思空斋”的碰撞，非得选择编写组1980年9月至10月在北海召开的第四次工作会议呢？它其实也是时代使然，只是“大时代”的作用会借助某个“小事件”来体现而已。

　　1980年9月23日，传统中秋节，恰好也是来自中山大学的编写组成员吴熙钊50岁的生日。双喜临门，诗人兴会更无前。首先是萧萐父诗以贺之：“吴公五十知天命，北海挥毫剖怪胎。濠上冷风鱼自乐，愿吹律管唤春来。”接着是李锦全即席奉和：“萧公笔落惊风雨，北海何尝出怪胎。斗雪迎霜俱往矣，明年汉上报春来。”考诸《思空斋诗草》，这次“一唱一和”乃是两位诗哲平生以来第一次“联袂演出”。当然，这次雅集不仅仅是为吴熙钊祝寿，因为它分明还传递了“喜庆”之外的另一种信息——“怪胎”。

　　成都会议已经讨论过上卷的初稿，北海会议则是要讨论下卷的初稿，《中国哲学史》的编撰眼看大功告成。可是，“今日全师来北海”，却遭遇了“众口流言可铄金”的情形。原来，萧萐父、李锦全两位主编认为，一部中国哲学史从古到今都是螺旋式地向上发展，并由此构成了一个个阶段性的圆圈，大圆圈套着小圆圈，圆圈无论大小，都体现着正-反-合的辩证过程，所以，编撰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洞螺旋之秘奥，搜圆圈以探奇”，就是要“黑氏连环原可解，刘郎交胜实堪夸”。这本是“理论创新”的鲜明体现，但有人却说这套教材存在严重问题，加上当时“极左”气氛残存，以致流言顿起，非议弥漫。传到北海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编写组成员唐明邦脱口而出：“此书稿岂成为怪胎乎！”画龙点睛的“怪胎”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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