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也非常注意。季先生在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上，明显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中印两大文化之间，陈寅恪先生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中间区域，即中亚地区古代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季先生从一开始就极为服膺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识，他在德国学习的虽然主要是印度和中亚的语言，但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材料却大量来自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典籍。他在涉及中国的学问方面，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从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佛教的典籍，更多地转到与中国有关的题目上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国内，要继续完全从事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的研究，客观条件（如最重要的图书资料）与欧洲的德国相比，相差太远。季先生因此把研究的方向，更多地转向梵汉比较，或是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题目。他把这种情形开玩笑地称作是“有多大饭碗，吃多少饭。”自然，先生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梵文的研究。
1946年春，根据国内的情形和客观条件，季先生很快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题目作了调整。到北京大学的第二年（1947年），他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浮屠与佛》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季先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印度和中亚古语言方面的功底和娴熟于各种佛教佛典的长处，对汉文中“佛”与“浮屠”（佛陀）两个译名的来源、出现的先后作了细密的考证。“佛”与“浮屠”二名的来源，表面看来细微末节，实际则反映出与佛教在中国最早传译的过程有关的诸多重要问题。这篇文章，由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发前人之未发，体现了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
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和印度国家间关系很好，文化交流比较多。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季先生是其中之一。中印之间，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交往，表面看，是中国从印度学来的东西多，印度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少，因此，曾经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单通道”（One-waytraffic）。季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印之间两、三千年友好的关系，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互相渗透。为了说明他的看法，季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以及《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几篇文章，说明中印之间不是“单通道”，而是“双通道”（two-waytraffic）。
季先生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当然还不限于佛教和以上讲到的几个题目。文革以前，他把印度最著名的几种古典梵文作品《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译成了汉文。“文革”期间，他被安排在宿舍楼看门，其间偷空悄悄地将总共将近两万颂诗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七篇八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史诗，可是，印度语言以外真正的全译本，只有英文和中文两种。季先生的翻译，使用的也是诗体。“十车翻蚁蛭，百国追彦踪”，《罗摩衍那》翻译的完成，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但季先生又不限于简单的翻译，他同时就印度古典文学以及近代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的生平和作品，写了许多文章，包括像《〈罗摩衍那〉初探》这样的专著。在国内，要研究印度文学，这些文章和书，都不可不参考。季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只是就印度文学论印度文学，而往往是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纵和横的对比。这些研究，在中印之间、中西之间，说是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更合适。
在佛教语言和文献研究方面，季先生在1986年还撰写有一篇长文：《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这篇文章中，先生通过对文献本身以及其语言的分析，对大乘佛教的起源、阶段的划分、般若类经典的来源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在佛教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