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名著。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从19世纪开始，便着手翻译和研究，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人作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遗憾的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整体的研究尚付厥如。北京大学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倡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可惜后来因“文革”而中辍，其间向先生也不幸去世。“文革”以后，工作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一批学者，季先生总负其责。1985年，工作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正式出版，原文、前言、注释等加在一起，约63万字，集合众力，可说是国内当时西域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校注工作中，季先生审阅初稿，进行修改，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前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由他独自撰成，长达10万字，实际上是一篇全面论述《大唐西域记》学术价值及其所涉及问题的长篇论文。

　　1998年，季先生在德国出版了一部专著《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 ）〈弥勒会见记〉》（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gjiang Museum ，China）。这是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接受新疆文物主管部门的委托，释读和研究在新疆吐鲁番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的成果，是季先生作为中国学者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的一大新贡献，其间也得到德国和法国学者的协助。通过新的研究，季先生不仅进一步说明吐火罗语在汉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且找出了吐火罗语中来自汉语的词汇的例证，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双向现象。作为剧本的《弥勒会见记》，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则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中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对此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西皆通、亦中亦西，辞章考据，既博且精，由细微而见大节，重考据亦通义理，季羡林先生一生治学的范围和路径，或许可以作如此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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