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宋体>60年代以后，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一套“中国史学名著选”，含《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六种。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当时著名的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他除了规划全局并制定体例外，还约请了徐中舒、冉昭德、陈直、束世徵、缪钺、王仲荦等知名教授分别承担选注工作。各书相继完成，而独《史记》一种至80年代，尚未确定选注者。原定承担人是山东大学某教授，因久病未能着手。某教授辞世后，山大无人接手。郑先生急于成书，多方物色，难于落实，只能就地取材，拔我于众人。某日，我应命往谒郑先生于客舍，郑先生即以选注《史记》一事相商。我时在中年，经多年折腾，学业荒废，恐无力承担，反致偾事。又以政审多年，今幸落实政策，一切还我正常，急谋有所作为，展示业绩，不甘默默于注释工作，乃婉言谢却。郑先生再三劝说：整套选注，旷日持久，未能完成，难以面对其他作者、中华书局和读者。《前言》规定已较明确，可遵照行事。郑先生并愿随时指点支持。言辞恳切，我不禁为之情动。长者命，不敢辞，乃承诺，并即邀约本系同仁数位，共同选注。辗转反复，历有年所，直至90年代初，始成书问世。此《史记》名虽前列，而问世在后，以致使全书出版期长达30年之原委。

    郑先生于1962年8月拟定的《前言》六则，寥寥数百字，几已概括各书选材范围、选文标准、注释方法、旧注取舍以及撰写各书编选说明等诸多内容，不能不令后学敬佩其言简意赅。因此我在编选《史记》全过程中，与其他各册编选者同样奉《前言》为准绳，以力求划一。

    这套丛书之所以选这六种书，因为它既可见中国史籍主要体裁——传记和编年二体，还可见断代与通史两种类型，使读者读此六书，即可知中国史籍体要之大概。

    郑先生以不足百字揭示应选作品之标准为：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二、重大历史事件，三、杰出人物活动，四、科技发明与发现，五、文化思想流派，六、民族关系，七、著者历史观点。方方面面，殆无遗珠。

    注释为选本最着力处，尤其对旧注研究、运用更费斟酌。郑先生以四十余字明确制定规程，令各书编选者易于遵守。首先，注释必须以“必要”和“简单”为基本要求，因其对象为具中等文化以上的一般读者，并非学术研究著作。其次对旧注既可尽量采用，复以“可用”与“尽量”制约之。“可用”是选取一切注本的前提，而“尽量”则便编选者舒展自如。再次，郑先生以如此少量文字特意标出《三国志》裴松之注全录，《通鉴》胡三省注除反切外全录，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将裴、胡二注全录，确为前辈学者卓识。裴注为世所艳称“四大注”之一，其注晚出陈寿，史料多有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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