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最著名的文化与学术中心，它在一定程度上堪称诸子学说的摇篮、百家争鸣的起源地。但到了战国后期，稷下诸子已不再满足于“不治而议论”，纷纷奔赴各诸侯国，找寻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乐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前往或曾经到过赵国之都邯郸。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列传》和《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记载：稷下学宫著名学者邹衍离开齐国后，先至魏，后至赵，在赵对公孙龙的学术方法提出批评。稷下学宫中的荀况和稷下先生慎到，也都一度回到邯郸。除了稷下诸子，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也曾在战国中后期先后来到邯郸，从事文化活动和学术著述，比如曾与公孙龙展开激烈辩论的儒家学者孔穿、齐国军事家田单、齐国辩士鲁仲连等。由此，邯郸一度出现了“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战国策·秦策三》）的盛况。

　　聚集于邯郸的战国诸子分属于不同的学派，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他们在邯郸进行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军事思想、学术思想和纵横策略等方面。

　　诸子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争鸣：赵国为战国时期的四战之地，频繁的战争使赵国产生了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荀况等著名思想家。他们和当时其他军事家一起，进行过军事理论的争鸣。《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奢与田单就军事进攻中的“用众”之法进行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赵奢提出古今形势不同，“用众”作战乃是七国争雄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最终折服了田单。《荀子·议兵》记载有荀况与楚将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兵要之事，其学术探讨的性质至为明显:临武君提出兵要在于“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况则从政治的高度来审视兵要，提出“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从他们针锋相对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其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基本观点。

　　诸子学术思想争鸣：在赵都邯郸，赵国思想家与战国诸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争鸣也非常激烈。赵人公孙龙是刑名学派的著名人物，其论题“白马非马”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很大影响，公孙龙曾就这一学说与学者展开讨论。《公孙龙子·迹府》篇载，公孙龙与孔穿讨论“白马非马”论题，使孔穿无言以对。阴阳家著名人物邹衍到达邯郸后，从公孙龙辩论的技巧方面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他的刑名学说在学术界受到重创。公孙龙的学说还曾受到庄子、荀况等人的批判。《庄子·天下篇》评价公孙龙的学说：“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胜人之心”；《荀子·修身》云：“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荀子在书中批评公孙龙，可能是因为他在邯郸接触过名家学说。（参见《邯郸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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