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后来再面对这段历史时，都有意放大真迹，攻击政敌，拔高自己，甚至以后见之明进行讳饰作伪，修正自己在当时的思想和言行，使得历史真相扑朔迷离，难辨真假。所以尽管有很多研究者都断定与《戊戌奏稿》一样，康有为必定在《我史》中造假，可是因为未能见到其手稿本，只能猜测、存疑，而不能拿出真凭实据来。茅海建先生是看到并研读《我史》手稿本的第一人，切实地弄清了康有为在哪些地方改动，又是怎么改动的;有些虽然无法认定他改于何时，但亦可以看出他多次进行修改的痕迹。

　　《〈我史〉鉴注》就是茅海建先生以康有为对其手稿本的最后修订为定本，按原文顺序分成段落，一段一段地参照档案和文献进行比勘核对、探赜索隐，以厘定正误、鉴别真伪、重建史实的重要学术成果。为了让读者了解康有为是如何修改的，他还将康有为亲笔修改的内容与方式附注在每段定本的正文之下。由于“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康有为个人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我史》的主体部分”，所以茅先生便选择这五年一一作注（第13页）。原文只有两万五千字，但先生书中注释的字数却是原文的二三十倍，体现了他卓越的史识、深厚的学养以及非凡的学术功力。

　　《〈我史〉鉴注》是部皇皇巨著，但是全书的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我史》所言之事，大体存在，只是叙述方式过于自夸，康有意作伪者，仅是少数”，因而“《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第14页）。然而，这是面向研究者、针对史料的真伪问题立论的，如果站在读者的角度，联系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行程，则不难发现此书所提供的讯息足以颠覆人们固有的对戊戌变法史和康梁等维新党人的认识。

　　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动摇了传统的君主政体。但其实不然，根据《〈我史〉鉴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君权，反对开议院。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以按语向光绪帝表明态度，并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虽然，康有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认为是所谓的西方议会雏形或过渡机构，而他代别人所拟的奏折中也不乏“立议会”、“设上下议院”等建议和主张，但他此时期的议会概念，与当时欧美及日本等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差别（第707页）。实际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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