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册，第5页）。到了七月下旬，康有为等已决定发动军事政变：第一步是为徐致靖草折荐袁取得成功，袁世凯授候补侍郎;第二步是制定了围园劫后的计划，即以袁世凯率部围颐和园，以毕永年率百余人捉拿慈禧太后。可是就在此时，光绪却托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带出密诏，说自己权力不足，若要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朕位且不保”。于是，康有为等决定铤而走险，“说袁勤王”，遂派谭嗣同于八月初三日晚上面见袁世凯，请袁杀荣禄，并派兵入京，一部围颐和园，一部入宫。但袁世凯对此只是虚词应对，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因而康有为等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我史〉鉴注》第762页）。对于这个过程，康有为在《我史》中过滤了一些细节，虚构了部分事实，如他只字不提最重要的围园劫后的计划;把光绪的密诏说成是第一道密诏，将自己定为受诏之人，并对密诏作了较大的文字改动，将“朕位且不保”窜改成“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之后又伪造第二道密诏由林旭颁给，中有“共建大业”等语。茅海建先生认为即使有所谓第二道密诏，“共建大业”一语也与光绪帝的身份不符，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第742页）。
戊戌政变发生在八月初六日，事先并无预谋。初三日当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慈禧太后也做出了第二天还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西苑，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的西侧。光绪亲政后，慈禧太后就由宫中储秀宫搬到西苑的仪鸾殿，一般不住在宫中。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慈禧太后自住颐和园后，每次回西苑都有特殊的理由。这次是因为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杨折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其中一个理由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因此，慈禧太后回西苑与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有关。然而，初五日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突然做出推迟回颐和园的决定。对此，茅海建先生在暂无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作了这样的大胆假设：“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召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22页）一场政治风暴就这样发生了。
我国素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早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康有为就“以布衣伏阙上书”，“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249页]。此后，他不断上书，呼吁变革，并自称此举“本无宦情，非求禄仕”（康有为：《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折》，《杰士上书汇录》卷1）。可事实并非如此，康有为热衷好进，自视为医国手，有强烈的谋求获取高位的政治欲望。当他以工部主事之职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这一京官们都期盼的优差时，却极为不满，感到“辱屈”，准备离京南下。他一直企图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由此进入清朝的政治统治核心，因而不断呼吁开设制度局，其代人上奏设议政处、议院、散卿、懋勤殿等等都是类似制度局的中央政治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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