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设计师，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变法奏折大部分为光绪帝所采纳，并以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茅海建先生检阅军机处档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被直接采用的奏议只有七份，分别是“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请改直省属员为中学堂乡邑淫祠微笑学堂折”、“请立商政以凯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片”、“上请帝第六书”之设立专局、“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而戊戌时期的上谕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所辑录的上谕统计]，虽然不全与变法相关，但从变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来看，有关变法的上谕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点的裁汰闲衙冗员方案却是采用岑春煊的奏折。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无多少真正付诸实施，成为戊戌期间的变法举措。

　　据《我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记载：“廿七日，……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著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受此影响，后来有关戊戌政变的论著都说慈禧太后从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做好发动政变的准备，其表现就是上述《我史》所说的，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命令：一是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二是所有新授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向慈禧太后谢恩;三是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然而，这些只是康有为的臆测。其实翁氏的开缺虽然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但因为光绪帝与他在改革的问题上发生很大矛盾，早有排斥之意，所以放逐翁氏的上谕，是出自光绪帝硃笔，而非慈禧的懿旨;关于二品大臣谢恩与当时的制度规定有关，光绪亲政后，真正掌握大权的还是慈禧太后，她通过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制度对光绪的权力进行监控，“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就明确规定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29页），因此新授大臣向慈禧谢恩只不过重申规定而已，并无弦外之音;至于荣禄所接统的三军，本来都归直隶总督节制，属于荣禄的职权范围，天津阅兵只是为了证明慈禧太后对军队的控制，显示其权威，因为“此时的慈禧太后不可能预测后来的政治走向;退一步说，慈禧太后若要‘训政’，根本用不着到天津去借助荣禄之手”（《〈我史〉鉴注》第422页）。所以说“盖训政之变已伏”是过高估计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预见力。

　　有趣的是，最先想到发动政变的倒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早在戊戌年间的六月中上旬，他们就已有拉拢袁世凯以发动政变的行动。当时，康有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録去天津小站找袁世凯密谈数日。徐归告袁为其所打动，于是康有为等决定向光绪举荐袁世凯。与此同时，康有为还派徐致靖、谭嗣同等出面，劝王照前往聂士成部策动，“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但是遭到王照的拒绝（《近代稗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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