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则是楷书的简化。有趣的是，这一简化过程，恰好伴随着文化权力、文化话语权由小众垄断(从最初的政治精英一元化到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二元模式)直至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秩序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公认较早成型的简体字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开始普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简体字最早被称为“俗”体字。显而易见，彼时，它背负着文化精英主义相对偏激和自负的价值嘲讽。但文化的生命力一旦走向自由释放之路，其历史归宿往往出人意料。简体渐渐取代了繁体、“俗”最终击败了雅，并占据了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文化以外的社会因素在发挥着影响，比如特定时段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推动等。事实上，恰是由此导致的汉字文化自然演变非彻底性、非纯粹性，为日后汉字文化的简繁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趣味的区隔(如高雅/通俗、深刻/肤浅等)实际上反映着一种文化权力关系。透过汉字文化，同样也能看到它的现实表现力。在许多繁体字的拥趸眼里，繁体字更接近它的造字精神本源，更能传神达意，同样，也更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张力;至于实用性、可操作性则被其置于次要位置。这一纯艺术化、文化“民粹化”倾向，必然面临可行性质疑：文字的主要功能，究竟是负载信息的符号工具、交流工具，还是文化信仰和艺术表现对象?芭蕾舞姿美轮美奂，但能苛求所有人都踩着它的韵律出行吗?
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是：在很多文化领域，文化精英主义“高雅”“深刻”云云的诉求路径，往往对应的是内容结构上的复杂化包装。繁体字是一例，新诗创作中的去“口语化”、朦胧晦涩化倾向亦如是。形式上的繁复庞杂是否必然意味内涵意义上的高雅深刻?想必不言自明。
如同其他社会领域的相关游戏规则，关于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公开博弈其实不乏积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一博弈过程呈现最真实的主流文化诉求、还原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生态实景?而非精英思维、文化垄断格局下的闭门造车、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技术改良。44个整形汉字不会是文化阐释权、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终点，但所有人都期待它能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演进”方式走向更辽阔的文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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