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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普适化,乡土大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革命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以后,乡土大地才陆续经过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毕飞宇等作家的经营而恢复原有的色泽。)乡土经历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升级过程。我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像《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这类文艺作品,早已宣布了革命主题对自然空间的绝对占有。从《白毛女》、《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中国作家赋予乡土全新的附加值。乡土成为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拼搏的战场,一直被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历史叙事所笼罩,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青山翠竹、虎啸龙吟、林海雪原,蓝天红日,都承担着意识形态赋予的重任。原生态的乡土经历了一个遮蔽过程。尽管梁斌、柳青、浩然这些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历史价值怀有很高期望值(柳青曾一再强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发现那些图解政治的部分干瘪无力,恰恰是描绘乡土精神的部分,则格外驾轻就熟,生动传神,作品中对自然的直感性描写俯拾皆是。在描述阶级斗争的间歇,《红旗谱》对乡村生活有大量铺陈,比如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春天的原野上看瓜、打梨狗、赶年集、逛庙会、过除夕等民俗,运涛和春兰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大贵、春兰在棉花地里扑鸟等等,循环时间叠现在历史时间之上,流露出人类生活中某种稳定的部分,即“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14〕与沈从文一样,梁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的作家,即使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下,他的空间意识也没有丝毫犹疑。他认为:“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15〕“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16〕天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对小说《创业史》也抱有同感:“觉得作家不是在写文章,写的不是故事,只是真的生活的细心的雕琢和挖掘,有时候显得在做文章,忽然来了,如写烟锅上忽明忽暗像天上的繁星;有时候一口气下来很凶,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厉害极了。”〔17〕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18〕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他拒绝把他的田园演绎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他笔下的顺顺便会成为“水上把头”、“龙头大哥”、“团总”甚至“恶霸地主”。实际上,《边城》中的顺顺,不过是码头管事,有一点“资产”(顺顺的“资产”只是“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又时常为人们排难解纷。《丈夫》中的水保,“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式。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19〕很难把他们划入阶级敌人阵营。他们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和生动的。对于理论家们的批评,沈从文的答复是:“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20〕显然,某些先验性结论无法囊括广袤的乡土,田野以它自身的完整秩序抵挡着意识形态的入侵。张锐锋说得深刻:“(尽管)红色席卷了乡村的外表……(但是)农民们并不会被这样的生活所迷惑,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会因此忘掉村庄的土地、庄稼和度过漫长日子所必需的粮食。”〔21〕自然之中蕴藏着比任何先验性的思想更加强大的法则,它是一个古老的迷宫,容纳了人世间所有深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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