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沈从文的湘西已经被纳入历史的时间表中，情愿，或者不情愿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从空间角度看，湘西的空间正在被一个更广大的空间所蚕食和覆盖，无论那个更广大的空间的名字叫“新生活”、革命，还是叫全球化。这种空间覆盖是附着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之上，由局部而整体逐步进行的。它们不请自来，显示出不可违抗的意志。即使如此，沈从文仍然顽固地捍卫着他内心的领土。他认为，在变化无常的时空中，必须以一些恒定的价值与其对抗，以避免自身的泯灭，而那个恒定的价值，便是美的人性，是民族的美德，是治事做人的正直素朴的老一套优美风度。公允地说，鲁迅对于传统价值并非一概否定，比如他抄古碑，在创作中大量借用旧戏的意境；而沈从文，对传统价值也并不一味奉迎，他时常以人性的眼光对乡土习俗中的不良成分进行挑剔，比如残酷的“沉潭”，就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我们能够从女人的落水声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疼痛。然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强大攻势下，鲁迅更倾向于“求变”，表明了他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生存原则的决心，开始以“人类”的眼光代替“民族”的眼光；而沈从文则强调“不变”，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相映成趣，他主张“民族品德重造论”：“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28〕，目的是使他所期望的“正直和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29〕，并“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韧和勇敢”，战胜“民族忧患”。

三

　　自十五世纪以来，“全球化”便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授权下踏上征程，并愈来愈显示出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架势。即使这一进程借助了“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威力，但它仍然不能与“西方化”同日而语。“全球化”不是“西方化”的别名，而应当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融合的结果。如果把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天下大同的最终模式，则势必导致文化的“偏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大声宣布：“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0〕根据我的理解，他们的核心意念是“共享”，而不是“取代”；它的终极状态不是“全球一致”，而是“全球一体”，即“各自存在，相互补充”，这一点就像一种汽车的发动机在一个国家生产，而外壳在另一个国家生产一样简单和明确。它们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线性关系（像简单进化论表述的那样），而是相邻关系，即，最终不表现为时间关系，而是表现为空间关系。这使覆盖与抵抗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或者说，抵抗可以更名为一种反向覆盖——覆盖是以双向，或者多向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具有平等的身份。凤凰的历史被世界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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