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季羡林先生的比较文学成就，不宜满足于做流水账式的著述陈列，需要有19至20世纪以来的这门学科知识谱系作参照。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在欧洲的孕育和诞生，和德国的东方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堪称比较文学之母胎。在比较文学教学中，人们一般只将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1886年的《比较文学》一书认作是这门学科问世的标志,而忘记或者忽略了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1856 年的《比较神话学》，以及他所编的一大套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东方圣书》。

　　西方文学研究中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转向比较文学的大致轨迹，可通过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一系列突破性事件来得到历史的说明。概括地讲，有相继出现的两大学术发现，即发现“东方”与发现“原始”。其深远的意义如同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和地理学方面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两大发现的连锁反应之下逐渐得到纠正和清算，并终于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后殖民批判的思想大潮。留学德国10年攻读梵语文学和东方学的季羡林先生，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成就，还原到学术史背景中可看得更加分明。

　　麦克斯·缪勒作为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双重创始人，之所以能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问世之前，就贡献出一部破天荒的巨著《比较神话学》，引领他做出这种“比较”式研究大拓展的，就是所谓“印欧语系”文化的再发现。西欧学者们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是同欧洲众多语言具有同源关系的古老语言，梵语的词汇表明它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语言家系中最早分化出来的一种，对于探究各种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演化过程，具有首屈一指的典范作用。于是，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研究就并驾齐驱地发展起来，成为一时的欧洲学术新风景。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学中梵语教授职位明显高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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