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 ylor，1832-1917）发表了他的《原始文化》一书。这是西方知识界“发现原始”的标志性巨著，也是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由于“原始文化”或“原始社会”在范围上要远远大于“印欧文化”，这就给欧洲知识人“比较”的视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空间。和上述两大学术发现相比，波斯奈特《比较文学》虽然更晚问世，其视野却还局限在西欧文明内部的有限比较，如英德文学比较和英法文学比较等。这样的开端，注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都难以挣脱西方中心的窠臼。直到20世纪后期，受到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大潮洗礼，西方的比较文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将跨文明（特别是跨异质文明的）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

　　一旦比较的视野从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日本等）拓展开来，真正具有厚重学术积累意义的研究，就有待于非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之贡献。季羡林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研究印度梵语文学，他在中国学界所倡导的东方文学研究，不仅在现代学术史上先于后殖民思潮而出现，因而具有在国内接引西方后殖民主义批判之意义，而且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是率先打通世界屋脊的阻隔，将印度与中国两个文学大国联系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印度文学在中国》是这方面最具有冲击力的代表作。文章开篇就提出屈原《天问》中的月兔神话应该是来自印度《吠陀》，这比人们常识中认可的佛教传入中国时间早了几百年。《列子与佛典》、《玄奘与＜大唐西域记＞》、《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鸿文，则将中印文学交流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整个文学史。印度文学与文化的视角，给中国比较文学带来极大的研究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季羡林先生为恢复中国的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披荆斩棘，开拓道路。自从有西方式的大学教育以来，在大学的文学系科中开设东方文学课，也许除了我们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可借鉴的先例。西方知识系统中的东方学，是如何在殖民主义扩张的需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支配下，获得其学术生存空间和发展特色的？这个问题自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以来，已经成为东西方学界都在热烈讨论和反思的课题。说到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有东方文学的科目，这是和季羡林先生的大力倡导与教学及研究实践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新中国的大学里要传授除了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之外的“东方文学”系统知识，这是先于国际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崛起的文化现象，很值得从后殖民视角给予重新考量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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