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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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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25 11:2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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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今的眼光看，20世纪后期的后殖民主义大潮，并不只是源起于西方学院内部的纯粹学术潮流，而是和亚非拉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牛津大学的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杨在其《后殖民主义历史导引》中，旗帜鲜明地用“三大洲主义”这样的别名来称呼后殖民主义，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我国的东方文学课程设置所蕴含的后殖民意味。1982年暑假，教育部在河北承德举办首届全国东方文学讲习班，以期用速成班的形式推广东方文学的教学工作。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来到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接受东方文学的启蒙。东方文学讲习班的策划者和开讲人就是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学员们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这位东方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由于当时全国的比较文学学会还没有诞生，先期进入东方文学的这一批学员，后来有不少都加入到比较文学阵营，并成为生力军。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学人，对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初认知，就这样从季先生讲授的《梨俱吠陀》和《沙恭达罗》，开启了大门。四部《吠陀》作为印度上古诗歌集，其年代比中国的《诗经》早很多年，篇幅和数量也要大许多倍；《沙恭达罗》这部梵语剧本在传播到德国之后，让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不已。季先生随手拈来的这些文学史实例，引起大家对东方文学世界之古老和丰富性的极大兴趣。季先生其实不仅在传授文学知识，也将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后殖民思考之种子，植入了这一代学人的心田。
27年过去了，季先生带着齐鲁乡音的教诲，依然回响在耳畔。东方文学，这个对于欧美人士来说的异国异族文学称号，对于我，则犹如驶入无边学海的启蒙之舟。季老惠赐的大作《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至今依然是我的案头必备。回想起来，东方文学这一知识系统的存在，不仅给中国的比较文学带来了独特的打通式知识结构和广阔视野以及坚实丰厚的文化认同资源，对于培育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消解形形色色的我族中心主义、学科本位主义之束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季先生晚年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呼号的拳拳之心，成为鼓舞后辈学人奋进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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