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益寡”、“周急劝分”之“善政”，“切加晓谕”，或“令减价出粜”，或“令贷借，量取利，各立文记，至秋熟后勒填”（《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此诏将“劝分”之政提高到很高的地位，表明政府在灾荒中利用富民救济贫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自此之后，地方政府运用此制救灾的情况日益多起来，或“均富赡贫，而无流亡者”（《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或“民有积粟者,均分借便,以济贫民”（《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
唐五代时期，政府不仅直接让富民出资救灾，还充分发挥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运输救灾物质（参见《资治通鉴》卷237《唐纪五十三》），甚至让“重丁大户”主管义仓，一有损减，便让其“贴家竭产”，即以富民之财力为国家救灾物资提供保障（《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尤其是唐宪宗时期后，地方政府所用赈灾之常平仓、义仓粮食，无论是取二分“地子”，还是“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都是“每亩率配之数”（《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册府元龟》卷502《邦计部·常平》），占有田亩较多的富民无疑是这些赈灾物资的主要来源。
宋代富民在地方政府的救荒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救两个方面。就政府直接赈救而言，用“备水旱”的“常平、义仓之米”，是通过“敷科”取得（《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其中义仓米效唐法，“官中所收二税，每石别输一斗贮之，以备丰歉，给与民人”，后改为“止令上三等户输之”（《宋会要》食货62之20），其以富人之资救恤贫民之宗旨较唐朝后期更为明显。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方面，由于地方财政日益窘迫，“官于荒政类亡具也，而劝粜为第一策”，有“救荒之法，惟有劝分”之说，“劝分”也被崇为“国法”（《巽斋文集》卷17《吉州吉水县存济庄记》）。具体而言，富民在国家荒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体现在给灾荒救济提供大量物资，而且还表现在为平抑物价、安置灾民、救灾物资管理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林文勋：《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富民在社会灾荒救济过程中不但减少了国家负担，也带给贫民以实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因此，发挥富民在荒政中的作用，被宋人称作“第一策”或“国策”，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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