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西伯戡黎》所言的“西伯”究竟是文王还是武王?从西汉以来，郑玄、王肃都认为，勘黎的是周文王。《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及《尚书大传》均如此。到了唐代，有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认为《论语》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戡黎之事直接是对商王朝的挑战。被孔子称为“至德”的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之畿”征伐举动。到了宋代，胡宏、薛季宣、吕祖谦等均力主武王戡黎。比起其他宋儒凭心而测来说，朱子用历史眼光质疑颇合道理。他认为周是殷的属土臣民，殷之前未必与周交恶，眼看商纣王朝危在旦夕，快要被周人覆灭，迫在眉睫之中，祖尹才大恐不安向纣王警告。朱熹武王戡黎的推论，与《耆夜》简不期相同，可见武王戡黎之说，并非出于偶然。一定有所本。

　　王国维在《周开国年表》案文考证说：“《酒诰》之‘肇我民，惟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又曰“《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年。《大传》、《史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页140）。清华《保训》简所言“惟王五十年”，印证了《无逸》：西伯“厥享国五十年盖即位五十年”。由此说明周文王称王时间，应该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了，也就是王国维所言的：“文王在位之年”。

　　王国维所说的“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值得注意。《耆夜》楚简所言：“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如果按《尚书大传》、《史记·周本记》记载文王称王后：“七年，而崩”之说的话，那么《耆夜》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可理解为文王死后第二年（即八年），也是武王称位后的头一年。此年出兵戡黎，与文献并不抵牾。

　　接着在武王二年（即文王九年）兵渡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史记·周本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四年（即文王十一年），渡过黄河伐商，向属下臣民作了征伐前的誓师动员，作《泰誓》三篇。《尚书序》曰：“惟十一又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又《史记·周本记》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五年（即文王十三年），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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