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通鉴》这本书，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看，有几年的时间，每个夜晚，都坐在书桌前，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上下二大册图书，字是小了点，可却是原版缩印，有胡三省的注，一路读来，也是欢喜。在看书的过程中，一直想搞清楚《通鉴》的写作缘由。也就是说，余不大满足司马光的平实说法，其为人厚道，康节说他是“九人真人”，自然不事张扬。可我觉得，作为后人，还是有义务厘清其创作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说：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上述便是司马光之所以编攥《通鉴》的通行说法，温公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过相似的表述，道理很平实，就是希望皇帝能鉴往知来，将国家打点好。可是余略览英宗朝前后事，略觉司马光编辑是书，应有更深一层的寄寓在里面。

自宋太祖皇袍加身，至宋英宗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百来年。王朝内部一些积弊，也日渐显发出来，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用度的紧张。相较于来自北面和西北面的军事危胁，王朝的财政问题，更让掌权者感到头疼。治平二年（1065）三月，英宗恩准司马光带薪休假，回故乡陕州扫墓，四月十九日，司马光给英宗上了一个折子，论钱粮事。略云：

臣今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空乏，至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支给，其余臣所不到处可知。窘竭如此，何以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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