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私人藏书也获得较大发展，比如参修《新唐书》的宋敏求，就是一个大藏书家。家藏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朋辈中遇到疑难，必去向他请教。欧阳修称其“文学该赡，多识故事”，又赞“藏书万卷覆强记，故事累朝能口传。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时，便是依据宋敏求“家藏唐诗百徐编”，“择其精者”而成。”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以善本著称。仁宗时，宋敏求居长安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方便借阅讨教。当时，春明坊一带的房租钱就比他处高出一倍。黄庭坚的舅父李常也是一位藏书家，黄庭坚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李常称有“一日千里之功。” 黄庭坚十四岁丧父，家道中衰，便随李常游学淮南。李常少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名曰“李氏山房”，家藏九千余卷，开放于好学者。参与编篡《崇文总目》的王洙，及其子王钦臣，父子藏书4万多卷，还特意将部分精品书缮写两份，一份保留，一份专供借阅者使用。

宋太宗不仅要“蓄天下图籍”，亦要“延四方之士”，以“图书之府”来“待贤俊而备讨论”。因此，馆阁之臣成为当时最荣耀的职位，他们往往在与皇帝探讨前代兴亡与治国方略中获得晋升，宋世许多著名的人士，都有过馆职的经历，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等。馆职包括：直昭文馆、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馆阁校勘等。《梦溪笔谈》的著者沈括曾任馆职8年，他36岁时，参与昭文馆编校工作，38岁补昭文馆校勘，42岁任史馆检讨，43岁任集贤院校理。司马光最初曾任过的馆阁校勘，之后还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与天章阁分别贮藏太宗、真宗御用文物）。

司马光编《通鉴》，便是产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嘉祐年间，温公既对刘恕表达了撰述的意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候，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也就是说，温公编是书，有借前朝往事来寻出致治的意思在。此一番有为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只是温公的天资与学力，其所取得的成就遂卓越于他人了。

注：旧时品官新受恩典，祭告家庙祖墓，告文用黄纸书写，祭毕即焚去，谓之焚黄。后亦称祭告祝文为焚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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