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彦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针见血。“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文学也到了总结这３０年功过的关口。”

　　中国当代文学丢了什么？

　　近３０年来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继１９７０年北岛的横空出世，１９８４年，“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以其《冈第斯的诱惑》、《虚构》等小说为中国的先锋派拉开大幕，“先锋小说”登场了，残雪、格非、余华、苏童等小说家不断从西方２０世纪经典文本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批技艺精良、目眩神迷的先锋小说，其影响至今未绝。

　　另一方面，以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王安忆为首的寻根派也试图在传统与西方之间寻找当代文学之根，但很快，１９９０年突然发轫的“新写实”主义将显赫的先锋派、寻根派们逼入尴尬境地――通过较为轻浅的文字，关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新写实”把那些被先锋派极端的形式、晦涩的语言、抽象的观念搞懵的读者重新拽回鲜活的故事现场，也用讨巧的城市题材把寻根派们故作高深的乡土文化轻松消解，于是，先锋们立即转身向古老的历史和故事求救，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及至《兄弟》，即无形式、更缺内涵，尤其缺乏对当下时代精神深刻洞见的先锋派已成昨日黄花，整个当代文学亦显得浮躁、凌乱、疲敝不堪。

　　“因为积弱已久，当时（８０年代）的那种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残雪说。

　　这３０年的确是向西方学习技术的３０年。“我们大概只用了１０年时间就把国外上百年的文学嬗变走了一个遍。”胡彦说，３０年来的文学无论从语言形式、表现领域等比之现代文学均有很大突破，但显然确实缺乏震撼人心的力作和公认的大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西方经典的模仿仅得其形，是用别人的话语和形式装点自己的门面，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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