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对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学经典，人们代代相习已然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阅读欣赏习惯，只要不是大谬或有害的，对文学经典审美接受上的所谓“误读”，在学术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所持态度还是宽容放达为好，大可不必动辄以“颠覆”自居，以“解构”为己任，似乎众人皆醉我独醒，那就有些强人所难了。即以《蒹葭》为例。试想，从屈子《湘夫人》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到白居易《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到欧阳修《秋声赋》“悲哉秋之为气也”，到元曲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秋之意绪，早已如遗传基因植入国人生命意识中去了。即或你的发现再有道理，还能轻易改变层层叠叠文化密码累积的审美习惯吗？不论是秋或夏，这支远古传来的歌谣在人们心里酿就的那一种味儿，是永不会变的了！所以，我很赞同作家凌力对“误读”所持的态度。

　　究其实，“误读”，往往是一个比较模糊而又很复杂的概念。任何一部文学经典，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代代受众的解读。所谓“误读”，也就在文本与受众的互动中产生了。

　　近十多年，有两场关于“误读”的讨论，影响比较大。依我看，讨论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不必太较真的。一个是，去年关于李白《静夜思》中“床”为何物的讨论——如果我没记错，早在八九年之前，就发生过一次“床”的争论了。只不过那次有人说床是院子里的“井栏干”，而这次又多了一种东西，说床是“胡床”（“小马扎”）。但所有争论文章全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诗里的床不是指人们睡觉的床，当然也就谈不上误不误读的问题了。相反，这样的诠释倒是扩大了床字的内涵。另一个是《枫桥夜泊》。记得十五六年前，全国多家报刊就对此诗“误读”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讨论。直到现在，如果到寒山寺旅游，你还会听见导游对旅客讲述，说人们把张继这首诗读错了——“乌啼”并不是乌鸦的啼鸣，而是“乌啼村”；“江枫”也不是指岸边的枫树，而是指“江村桥”和“枫桥”。经过这样一番诠释，千古传诵的《枫桥夜泊》还剩下几许诗味了呢？我想，类似这般的解读，不必说只不过一家之言，难以定论；即或其说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对于广大受众来说，它也难以改变人们对文本已有的美感和印象。退一步说，如果千百年来我们确是“误读”了，也宁愿这样美丽地“误读”下去！因为千秋芦苇、月落乌啼、床前明月，这些唯美的意象早已成为我们一代代华夏子孙心中具有特定指向的文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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