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英勇的抗敌作战一样，我国军民为保卫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多种方式同贪婪的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玉瑶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个在器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的大铜鼎，它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因为害怕被日寇掠夺，村民们又连忙就地掩埋，严守秘密，直到1946年6月才重新掘出，交给安阳县政府保存。
我国周代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在抗战时期也被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秘密掩埋在合肥老家院内，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槐树，铺以杂草作伪装，然后举家迁往他乡。日寇曾多次去寻找都扑了空。直到新中国成立，刘家后人才将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国家。
1942年春，山西赵城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获悉，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走收藏于该寺驰名中外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板刻本《赵城金藏》，他立即冒着生命危险报告了抗日根据地赵城县长杨泽生。杨随即向八路军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作了汇报。薄一波当即派部队前往广胜寺抢救，将4000多卷珍稀经卷安全运走。在此后的数年中，这批珍贵文物在当地抗战军民的保护下，几经辗转，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掠。几位八路军战士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6年，我国政府专门成立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写了被劫掠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录。但是，根据当时联合国的多项苛刻内容的规定，以及美国占领军当局的阻挠与日本政府的有意抵赖，文物追讨工作成效甚微。最终被运回国的，只有一批117箱的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在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依然如流落异乡的孤儿般，未能回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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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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