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如果不是19世纪人们的奔走呼告，今天在欧洲还会留下那些韵味无穷的古老市镇吗？如果没了这些具体的历史空间，欧洲的文化又从何触摸和体验呢？陈乐民先生曾说：“我们经常形容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欧洲也是博大精深的。我感到你不了解欧洲，很难说了解了世界。它不仅仅是地理的欧洲，还是文化的欧洲。”文化的欧洲，并不只是存在于雨果的小说、黑格尔的哲学、莫扎特的音乐之中，它也活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塞纳河、吕贝克、萨尔斯堡等地的风景和街道里，活在内部不断现代化而外观亘古不变的民宅、咖啡馆、画廊、博物馆所构成的城市生活里。

　　国人一度曾将现代化理解为了高楼大厦和大马路。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将眼光移向了西方，移向了欧洲，才发现现代化还有更全面、更平衡的路径。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而先知先觉的中国人随即在1982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立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并公布了第一批保护名录。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让中国的城市保护立法早早地跟上了世界潮流。

　　人们还发现，不仅在西欧的威尼斯、罗马、里昂……甚至在苏联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东欧的华沙、克拉科夫、布拉格、布达佩斯……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完好地保护了古城。人们这才领悟到：几十年前梁思成、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提出的新城和旧城分开、另建新城、两者并行不悖的方案，其实是后工业国家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可是，有了立法和规划的觉醒，但老城仍在不断地少下去。在热爱古都文化的人们看来，每一个胡同门牌的消失，都是一场悲剧。美术馆后街22号、孟端胡同45号、察院胡同23号……每一座四合院的倒下，都会有人质问：这么美的建筑，为什么要被拆除？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向欧洲古城学习？在质疑声中，人们仿佛听到了雨果的怒吼在中国的古城回响。

“安居乐业”之基

　　深感困惑的人们，翻开我们的法律，又找来国外的法律章约，从《马尔罗法》到《华盛顿宪章》，想找出拯救中国古城的办法。然后，他们会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上写着：禁止老城的大拆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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