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20世纪的中国法治史，其实也是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作为一种普遍的“常识”，保障公民的居住和财产权，也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始终：先有1908年《大清国钦定宪法大纲》“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再有民国时期的各《约法》、《宪草》、《宪法》，皆明文保障人民之住宅、财产的所有权，而人民共和国的多部宪法，也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古今中外，稳定的财产权+良好的公共服务，是一个城市得以源远流长的生命“常态”。当“常态”得以自然延续，老城则兴盛；当“常态”被人为打乱，老城则衰败。1958年以来，中国受苏联模式影响进行住房国有化，先是对部分私房进行“国家经营租赁”，后在“文革”期间对全部私房强行接管；而近二十多年来，老宅的腾退不力，加之公共服务的长期滞后，其结果，是昔日令人赞叹不已的中国古城出现了大面积的衰败。

　　同中国一样，一些东欧古城虽在城市规划中保留下来，但是混乱的产权也造成了街区的衰败。例如斯洛伐克的古镇班斯卡（Banská　tiavnica）曾以矿业著称，一度相当繁荣，但自1970年代起趋于衰落。1990年代起，当地居民展开了“城镇再生”的工作，通过明晰房屋产权，改善基础设施，成功维持了当地居民的居住信心。通过文化遗产的修复，既提升了旅游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更让这座古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改使得千万中国人再次获得了不动产——这一最大的家庭财产，公民财产权意识正在空前觉醒。一方面，保护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角色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物权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该以怎样的运行逻辑走向未来呢？

　　20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的“旧城改建”概念，其源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50年后的今天，“旧城改建”或“旧城改造”依然有着巨大的惯性。由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加上巨大的商业利益，旧城改造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可是，我们有权利追问：对旧城为什么一定要是冷冰冰的改建、改造？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循序渐进地改良、改进，或是改善？或者，对人居环境的改善，主体为什么只能是政府？不能像欧洲那样，是居民、社区和社会？

　　华新民女士将《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献给所有希望安居乐业的人”。我们已经痛感立法和规划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但归根到底，保护还应靠正确的机制。其实，通过财产权的保护，让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就能使城市回归她的生命常态。中国的旧城就能和欧洲一样，获得由内而外的复兴。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