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这时我的工作单位已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承担起一定的教学任务。但我对思孟学派研究仍感意犹未尽，教学工作之余，仍将主要精力用在课题中，又陆续写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至此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才算告一段落，这时时间已到了2008年，距我来北京已有十年之久。

二

　　回想这并不短暂的十年，深感学术探索的艰辛与不易。郭店竹简研究是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涉及到古文字学、文献学及哲学、思想史等多个学科，学术界一般按研究的先后顺序分别将其称为第一序（古文字学）、第二序（文献学）和第三序（哲学、思想史），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序和第三序，尤其是第三序上。所以吸收、借鉴古文字学者的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文字的释读又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同一个字往往一开始有不同的释读意见，而一字之差又影响到文义的理解。这样的事例笔者在研究中碰到过很多次。

　　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一般多侧重于义理的阐发、分析，而不太注重文献本身的研究，我以前也不能例外。但在接触到竹简研究后，才认识到文献的重要性。通过相关的传世文献，不仅可使晦涩难懂的竹简文字一下变得豁然开朗，同时，出土文献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传世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等问题，这就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二重证据法”，所以要想研究出土文献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来社科院历史所后，对文献研究特别留意，专门下了一些功夫，在做博士后期间，我写了四十万字的《中国先秦学术思想史编年》（与刘宝才教授合作，我撰写春秋战国部分），从年代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先秦学术思想做了梳理，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不过在研究中感到最为艰难、也最耗费心力的还是哲学义理方面的探讨。对于郭店儒简，学术界一般将其定位为“孔孟之间”，认为是填补了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思想史的空白，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竹简的内容更接近荀子，而不是孟子，主张将其定位为“孔荀之间”。我在研究竹简《五行》时注意到，竹简的内容不仅与以后的孟子存在联系，对以后的荀子也产生影响，这说明子思以后儒学的分化实际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将郭店儒简定位为“孔子与孟荀之间”可能更合适。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早期儒学的心性论、天人关系、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政治理念还有孟子性善论、慎独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曾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些还被学者经常引用，不过由于一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较早，特别是在这十年的探索、研究中，我的学力和认识也有了提高，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已有调整的必要了。例如，我于2000年发表的《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一文，曾推测今本《中庸》可能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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